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驱动下,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神话,并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海外留学人才的回归大潮,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力量。研究“四小龙”吸引海归人才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加快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亚洲“四小龙”吸引海外人才的成功经验
1.产业结构是吸引海外人才的基本动因
上世纪80-90年代,“四小龙”普遍进入了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升级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由过去单一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向高新技术人才转变,这成为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流的基本动因。以韩国为例,1968年,韩国在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留学生中,学成不归的平均比例超过85%,是典型的人才外流国。而到90年代,选择回归韩国的海外留学人才超过80%。1995年,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调查的“人才外流指数”中,韩国成为排名世界第四的人才流入国。
2.政府引导是集聚海外人才的关键因素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归,韩国先后出台了“长期回国计划”、“临时回归计划”、“外国学者访问计划”以及“科技工作计划”等。新加坡在1991年推出了“吸引中国博士生计划”,仅1992年就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600余人。台湾在1995年制定了《加强运用高科技人才方案》以及《协助台湾民营企业引进海外产业专家返台服务暂行作业要点等》。香港启动了《输入内地优才计划》,计划实施的两年内吸引了154名内地“优才”赴港工作。
3.社会环境是承接海外人才的有力保证
人才对环境的依赖性使得具有较好工作及生活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海外留学人才归国的首选之地。为提高对海外人才的承接能力,“四小龙”纷纷兴建科技载体,吸引大量海外归国人才。例如,被誉为“韩国硅谷”的大德研究城中,仅海外归来的博士就有2000多人。新加坡政府在90年代中期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作为发展的重点,创立了世界水平的科技园区以吸引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项目。台湾则在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园,集中承接海外归国留学人才。新加坡更是将营造环境作为人才竞争力的首要抓手,在“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中,新加坡在教育学府、居住条件、环境素质等39个生活素质标准中名列前茅,获选为亚洲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二、“四小龙”吸引海外人才对我国的启示
1. 坚持高端引领,构建产业集群
“四小龙”在上世纪末出现经济跃升的根本经验之一,就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调整发展战略,着力转型升级,实现了海外留学人才的大量回归,并以其带回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推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建设,我国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制造优势。在制造业的30多个行业大类中,有半数以上行业的生产规模位列世界第一。但与“四小龙”相比,我国产业集群停留在较浅和较低的层面上,缺乏科学规划、欠缺自主创新能力、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广泛存在,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导致承载了最新科技成果和先进管理技术的海外留学人才缺乏回国动力。因此,我国应该从“四小龙”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坚持高端引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向“高”走。即从市场的中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延伸,分享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部分,推动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延伸。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为海外人才提供发展的土壤和空间。
2.坚持以用为本,完善评价体系
近年来,加快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力度已成为各地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中组部推出的“千人计划”外,各地纷纷通过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精心设计引才项目等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引进步伐。以江苏苏州、无锡等地为代表的二线城市甚至成为海外引才的“第一方阵”,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在海外人才引进的过程中行政干预色彩较重,反映在人才引进上过度追求“数”而忽略“质”,在项目扶持上追求平均主义。这不仅为有限的政府创业补贴增加了风险,而且容易导致人才浪费。回顾“亚洲四小龙”的做法,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要求引进人才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至少有两年的工作经验,至少在工业杂志上发表过5篇研究论文。台湾规定只有经审定属于台湾急需的高层次海外人才,银行才可提供低息或无息短期贷款……。“四小龙”以政府科学引导推动人才有效集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各地在开展海外人才引进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才的使用为最大目的,以地方的产业特征为主要方向,通过科学设立准入门槛、精心挑选海外引才的受众群体、加强引进人才和项目的日常管理、调研、评估等,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引导体系和严密完善的评审体系,形成海外人才与本土人才共同发展,高层次人才与适用人才均衡发展、专业技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科学发展的局面。
3.坚持人才优先,营造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并列,是人才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与新加坡堪称完美的社会环境相比,我国差距明显。在世行2006年和2007年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我国的排名分别为93位和83位。其中在企业成立、行业经营许可、信贷获取和税收制度四个方面的指标排名均在100位以后。仅税收制度一项,我国一个中型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工作时,远远高于东亚地区平均水平,更十数倍于新加坡的49个小时。
政府作为社会环境的营造主体,必须坚持以人才优先布局为战略方针,营造有利于海外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在体制方面,全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政府转型,尤其要消除部门权职不清、职权交叉的弊端,提高工作效能。载体方面,按照高标准、国际化的要求建立科技孵化公共平台,杜绝重复建设,提高利用效率。教育方面,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尤其要加大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各研发中心的科技投入,为海归人才的知识更新和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保障。人文方面,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文氛围,为激发海外人才的创业勇气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精神力量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