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人生。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1939年2月14日，在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海南无数妇女即遭到日军的强奸、有组织的轮奸，甚至被日军以各种形式毫无人性的奸杀。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也在侵略海南岛的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海南各地被抓逼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年轻妇女，与从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诱骗而来的妇女一样，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惨遭蹂躏。
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已经很少，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即是其中的几位。
下面是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卓天妹等讲述六十多年前自己怎样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过。在她们各自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有着不同性格的女性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受害经历，在她们的各自讲述中，日军的丑恶嘴脸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的讲述，铁一样地证明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进行性迫害的事实。
卓天妹：我们家住在高子村，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伍来春：日军侵占保亭县时，我是个17岁的姑娘。我家离县城只有5公里左右。日军在县城建立营房据点时，许多乡亲都外出逃难，我家无处可去，当了顺民。当时日军大量征集民工开路、架桥，还占用良田种水稻和烟草。被征集的民工很多，都住在工棚点里。男民工大部分劈山开路，少数种水稻、烟草。妇女负责插秧、锄草、收割或捉烟虫。我也被征去当劳工。
邓玉民：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烟草和水稻。
陈金玉：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邓玉民：劳工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伍来春：我当劳工的第7天，记得是1940年5月，那天收工回住地已是黄昏，我洗完澡就到工棚外乘凉。四个像是出来散步的日军(日军据点离我们工棚约500米)看见我就指指点点、叽叽咕咕。
陈金玉：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当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卓天妹：日本人把我抓去后，并没有让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于祖关的军部里。在祖关的军部里，我和其他被抓来的姐妹们白天为日本人干各种杂活，晚上被他们糟蹋。
邓玉民：搬下来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伍来春：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心里却特别害怕，就想赶忙回工棚里，但他们堵住了我的路。
陈金玉：我一进房间，门就被嘭的一声关上了，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结果挨了一个嘴巴子。
卓天妹：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她们也是附近各村被抓来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其中有几个是黎族姑娘，只有三个是汉族妇女。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负。
邓玉民：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伍来春：工棚里的民工谁也不敢得罪日本士兵，我只好转身向西边小山上跑，没跑出多远就掉进一条壕沟里，还没有爬起身，几个日军就赶到跳进土沟里将我抱住，用手比划着不让我出声。他们4人紧靠着我，你摸他捏，摸遍我全身上下。过一会，其中两个折了些树枝铺在沟底，一起动手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树枝上……
天黑了，我感到下身火辣辣地疼，想爬爬不起来，浑身酸软的，一直到觉得很冷了才慢慢穿好衣服走回工棚，到了工棚里，我只是埋头哭。
陈金玉：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奸，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强奸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日本人就跟着也到了我家，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日本人还用棒子在我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说我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卓天妹：三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日军据点，在那里也被关押了几个月。这个日军据点里有很多年龄很小的姑娘，这些小姑娘一般只有十三四岁，她们受的糟蹋我都不敢看，经常是七八个日军轮奸她们。这个据点看守很严，谁也别想跑出去。日本兵经常喝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来糟蹋人。一天晚上，几个带着枪的日本兵，喝得醉醺醺地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手中拿着长枪的日本兵嘴巴叽哩哇啦的不知道在喊些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另外几个就一齐向我扑过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按住，撕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上发疯般地乱抓乱捏，然后他们就争抢着强奸我……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
邓玉民：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伍来春：第二天，4个日军又来了，我们正在田里锄草。其中一个日军跟监工哇哩哇啦说了一会，又指着我们这些姑娘，说完他们就走了。中午收工回来，监工找我和其他6个年轻姐妹，并告诉我们从下午开始改变我们的工种，任务主要是筛米、装袋。我们6人被安排住在粮食仓库旁边的一间茅屋里，仓库很大，里面堆满大米和稻谷。我们白天筛米、装袋，晚上就有三五成群的日军士兵来我们住处，先动手动脚调戏，然后强奸，完事就走。白天也来找我们，想要谁就把谁拉去。日东公司职员却很少找我们，要找也只是派工而已。
有时日军也带我到据点供他们开心。据点里日军很多，有100多人。据点里有专门供“日本娼”住的房子。
每个月日军都给我们发预防丸。第一次我服后反应很大，头晕、想呕，全身不舒服。此后，每次发预防丸时，当他们面我假装吞下，其实含在舌底，等他们离开再吐掉。
在粮食仓库我干了半年。这半年中几乎天天都有日军来找，多时三五人，少时一人。其他姐妹的遭遇也同我一样。
陈金玉：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放过。实在受不住了，就又想逃。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我就偷偷潜水过了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又被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发现了。
邓玉民：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松木不仅自己强奸我，他还让别的日本人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他们抓回来，被他们打死。
伍来春：半年后，他们把我调换到别的房子去住，工作也改为扫地、洗衣服或捉烟虫。晚上照样要供日军玩。本来当日军民工，一个月可以轮换一次，但我们这些女孩子不给轮换。自己吃的米还是回家取的，不然要家人送来，换点盐巴回去。家中有事，也要保甲长来替，事后必须按时回到据点。日军侵占保亭县城近6年内，我被迫接待过多少日军，无法说清楚的。
陈金玉：这次被抓回来后，先是一顿毒打，之后被拉到操场上，要我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他们用鞭子在后面打。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钻心地疼，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泥水里，不能动弹了。当时多亏了姐妹们通过翻译官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我才保住了命。以后，日本人看得更严了。
卓天妹：我被日军抓去关在军部里回不了家，有3年时间……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
解放后，卓天妹和同村的村民陈文义结婚，婚后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陈文义于4年前去世，现在卓天妹和儿子陈道红一家生活在一起。卓天妹老人的身体较好，现在每天仍在干活：煮饭、喂猪、到山上去打猪草料。
邓玉民：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有点手忙脚乱的，往外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平时被看管得很严的劳工，这时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就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人过来问。后来才知道日军投降了。我是解放后才嫁人的。
伍来春：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才回家，也是建国后才嫁人。
因为大家都说我是“日本娼”，所以每次运动我都被点名，受批判。“文革”期间，我被划到地、富、反、坏分子行列，队里重活都让我干，还要接受斗争，贫下中农集会都不能参加。其他姐妹也不例外，常被批判斗争，苦得很。有一个被批得最厉害，后来死了。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能等到那一天吗?”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这些曾经沦为慰安妇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摘自《慰安妇调查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