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n连跳”之后，富士康较大幅度的加薪并没有出现“蝴蝶效应”，也许这与管理层的控制有关。比如商务部发言人此前的一次发言，就似乎给正在扇起的“蝴蝶”翅膀浇了一盆凉水。这位发言人在承认加薪符合趋势的同时，分析中国部分产业利润水平比较低，出口会受到原材料价格和加薪等因素影响时指出，应防止负面因素出现叠加。言下之意，加薪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这就极值得商榷。

　　这位发言人强调：“岗位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工资”，表面上是在为劳动者着想，实际上是站在企业股东的立场上劝退员工的加薪要求，与富士康的东家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鸿海股东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郭台铭一方面表示这股调薪潮来得又快又猛，谁都无法置身事外，预计深圳厂于10月正式调薪后，会影响第四季及明年第一季的获利；另一方面提出以自动化、机械人，甚至是无人工厂来取代现有生产线的作业员等对策，申明要把劳力密集的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在投资人对鸿海获利前景的种种忧心中，员工加薪的确是一个“负面因素”，只不过郭台铭先生不方便说的话，这位发言人替他说了而已。

　　站在社会公平的立场上看，员工加薪对于缓解严重的两极分化，避免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维护劳动者起码的尊严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根本就不是什么负面因素。富士康目前所达到的加薪水平，只是对原来有所欠缺的一种补偿，早就该如此；而且目前尚没有完全补缺到位，连郭台铭先生都知道，法律规定企业除基本薪资外，还必须担负数种保险与年金，只是目前尚未全面强制实施，企业还没有完全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员工加薪的要求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非常理智，企业做出的让步也非常有限。即便如此，也是“n连跳”中十余条年轻的生命换来的结果，作为公平力量的初现弥足珍贵，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列入“负面因素”？

　　员工加薪固然会在一定时期增加企业成本，但这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投入。郭台铭坦承，员工薪资占成本比例很少，不像外界计算的会吃掉公司多少利润，关键在于企业的经营能力。如果一个企业连必须的投入都不愿付出，继续坐食人口红利，甚至空手套白狼，那就很难指望它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很难说它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员工加薪作为有尊严劳动的开始，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收入用来消费，从而有助于拉动内需；另一方面使自己在较为宽裕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从而有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劳力密集型代工厂商走上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转型之路。而“岗位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工资”隐含的逻辑则是，找岗位就不能讲尊严，只有不讲尊严才能考虑给你尊严的问题，加薪成了老板的施舍，只是我们的这位政府发言人没有直接讲明加薪是在给出口添乱罢了。

　　重视包括出口在内的经济指标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加薪当作GDP增长的“负面因素”，那就是忘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舍本求末。GDP增长如果不是被用来显示什么人的政绩，那么就应当明白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几位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无论有人怎样拿GDP增长唱赞歌，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如古人对待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一样。据《吕氏春秋》记载，荆庄王准备攻打陈国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陈国碰不得，因为陈国“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有一个叫做宁国的人不以为然，认为陈国并非老虎屁股摸不得，蓄积多是赋敛重的表现，必然遭致民怨鼎沸；城郭高、沟洫深，则是劳民伤财的结果，说明对人民群众已经是竭泽而渔。这时候去进攻它就非常容易。庄王采取了宁国的建议，很快就拿下了陈国。今天的政治家如果切实是在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将藏富于民当作影响GDP形式上增长的“负面因素”，况且我们早有共同富裕的承诺。

　　即使员工加薪是一种资源约束条件，我们也必须把它当作必须迈过去的一个门槛，而不要企图把它变成一个猴皮筋，可以像减员增效那样再来一次减薪增效运动。否则，投资者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加薪的“蝴蝶效应”就可能在观望、博弈中出现反复，使得共同富裕遥遥无期。不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要想使员工加薪不受到失去岗位的威胁，除了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之外，必须将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中增加劳动者的话语权，避免企业以裁员、兼并、搬迁和资产重组等实际操作卸包袱、抽逃资金。谁这样做谁就应该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至于政府机关，在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应当谨防节外生枝，产生出一个GDP型政府的怪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