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一名包工头为了讨薪，先让他妻子到14层楼上准备跳楼，他带着3岁的孩子给媒体打电话，然后再通知项目部负责人。这种做法，俨然成了导演的一出“跳楼秀”。最终，项目部负责人为了稳定包工头的妻子，现场给了包工头23000元钱，并随即到派出所报了警。

　　“康复路中段一正在建设的楼内，一名女子由于要不到工钱要跳楼，你们赶紧去看看吧。”9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一男子周某拨打本报热线反映。11时30分，记者赶到现场并没有看到有人要跳楼，于是拨通了周某的电话。站在建筑工地门口的一名男子手机响了起来，他对记者表示，就是他打的热线，在14楼上的女子是他的妻子，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

　　据周某讲，他是一名小包工头，去年11月底给深圳中装公司泰安中心医院项目部负责内部装饰，但是项目部还欠他23000元钱，一直拖欠不给。实在没办法了，他才想出了这么一招。在14楼上准备跳楼的是他的妻子，站在他身边的是他们3岁的孩子。“临近过年，很多跟着我的农民工向我讨要工钱，我也是没办法，我们来到工地后，给好几家媒体都打了热线电话，让媒体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周某说。

　　当记者问到项目部欠他的23000元钱是如何算出来的时，周某称是根据平方算的，他不会跟项目部多要钱。跟在周某身后的一名农民工称，他跟着周某在这里干活，后因质量问题中途离开，周某给了他一部分工资，但是还欠2000多元，所以他跟着一起来要钱。

　　深圳中装公司泰安中心医院项目部负责人翟某介绍，周某当时负责项目楼11—13楼的装修，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先付给周某12000元的费用，但下面的农民工却没有拿到钱，农民工联合给项目部写信。项目结束之后，项目部把周某以及干活的农民工叫到一起，分两次把工钱结清了。

　　翟某在现场还出示了两张结款单，一张显示2009年12月20日结款8973元；另一张显示2009年12月23日结款6786元，上面有农民工以及“周××”的签字，其中一张结款单上还写着“款已结清”。翟某称，周××就是现场的周某，签这些结款单时项目部、周某、农民工三方都在场，他们给农民工发的钱。对于翟某这样的说法，周某则称，项目部并没有把钱全部付清，还差他23000元。

　　在现场，项目部负责人欲与周某沟通，但是周某表示不想再多谈了，他已经多次跟项目部联系没有结果，今天就是想拿到钱，拿不到钱不会让妻子下来。看到周某如此坚决，翟某征求了他带来的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把23000元钱给了周某。周某拿到钱后接着给在14楼上的妻子打电话。12时20分左右，周某的妻子从工地上走出来，一家人打车离开了现场。对于周某讨薪前先给媒体打电话，翟某认为周某是为了威胁他们。

　　翟某听取了法律顾问的建议，在周某离开现场后，带着随身携带的结款单、农民工联名写的求助信等到迎胜派出所报了案。因对于欠薪问题双方各持己见，目前，迎胜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

　　希望跳楼讨薪别再上演了

　　跳楼讨薪，这已不是新鲜的“讨薪方法”，以至于9日泰安出现这样一幕时，讨薪者并没有引来围观市民的同情。

　　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彻底结清各种款项，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寒冷的冬日，让自己的妻子战战兢兢地爬上14楼的窗口，再让3岁的孩子目睹这一切，这种做法，本身就近乎残忍。莫非，他们真有苦衷？

　　但是，讨薪者终于还是拿到了钱。不管谁是谁非，在这场“较量”中，看上去讨薪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却让人心里倍感沉重。

　　为了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国家制定了很多法律以及政策规定，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但直到今日还有跳楼讨薪的出现，说明这些政策的落地以及在农民工当中的普及，应该再深入一些。

　　跳楼讨薪，别再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