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努尔哈赤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个统帅，他最大的威胁，不是战场上对面的敌人，而是身后的将领和千军万马”。诚哉斯言。这正是作为管理者的经理人需要仔细咀嚼并吸取的至理名言。

    在管理实践中，与“权”有关的事物几乎处处存在，以至于有很多人误认为管理就是用权。将管理的重心放在“管”字上，其实，这是肤浅和过于表面化的理解。

    我们现在通常引用的管理学理论来源于西方，对于什么是管理，即使西方管理学界也没能达成统一的认识，我们不必在此点评各家短长，从应用角度看，管理通常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当然，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种版本）。而我们热衷谈论的“管”，主要与控制职能联系紧密，而与计划和组织职能有一定联系。“管”与领导职能基本不是同一事物。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此。

    管理的真谛不是“管”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实践有什么影响力的话，有一个很好的示例，就存在于如何处理“管”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上。

    “管”与权力密不可分。西方管理注重授权，强调岗位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范围。而东方传统管理也讲“名不正而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没有被安排在某个管理岗位、授予相应权限就不便于行使管理职能。可见，东西方在管理授权上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换言之，授权是管理的必要条件。

    但是，管理授权并非是能行使好管理职能的充分条件。当你被授予权限时，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你有“权”，但并不表示你拥有“权威”，你可以依据授权从事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但能否影响你所辖团队达致目标，也就是领导职能，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管理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管理者与管理对象间的互动，形成持续地朝向目标前进的合力。而真正对此有拉动作用的是管理者的权威，而不是通常只起推动作用的权力。

    权力是外生的，可以通过授权得到；威信是内生的，必须靠管理者自身的力量去生成。只有当权力与威信成功嫁接后，管理者才真正具备了成功的基础。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一些开国皇帝起于草莽，靠个人威信能聚拢一批人，但在一定的时候，他必须取得某种授权，哪怕是虚幻的，比如刘邦、洪秀全等借助“天”、“上帝”的名义实现。也有单靠权力而失败的例子，如东汉王莽。

    权力的经济解释

    “权威”两个字，应该拆开理解，不要以为它们必然是共生的。特别是有权无威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而在组织行为理论上，把有威无权的人往往当作非正式的权力拥有者，或者通俗地说，是“非官方的领导人物”（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论述）。“权”与“威”是互生关系，权是威的基础，威是对权的强化和延伸，两者如能良性互动，则相得益彰。

    中国传统文化在“权威”的理解和运用上独具特色，值得管理人借鉴。努尔哈赤的这番发自肺腑的感叹就是很好的注脚。立于前面的统帅，拥有足够的权力，他可以处置任何人，但他所有做的事的唯一目的，就是带领手下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并成功地完成任务。这时候他最关心的是，身后的这支队伍能不能坚定地跟从自己冲锋陷阵。如果依靠简单的“管”就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也许我们就没必要把管理作为一门学问来探讨了。

    努尔哈赤不需要担心他的权力不够大，正相反，他应该担心自己的权力太大了，担心已最大化了的权力没有带给他最大化的权威，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权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权威就像是权力的边际产品，管理者应该期望的是，如何才能使这种边际产品的收益递增而非停滞甚至递减。而滥用权力的最糟糕结果正是导致权威这种边际产品收益递减。与一般经济产品不同的是，权利产品的边际收益并不必然是递减，关键在于管理者如何运用，得当则应该是递增的。

    权力的中国解

    在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讲究“势”而不是“力”，这是更高层次的管理哲学。“力”衍生于“权”，那是早就存在的，用起来十分方便快捷。而“势”更多地来自于“威”，却是不断积蓄起来的，犹如大坝拦起来的水。用权的结果可能有两种，蓄势或者去势。如果能有助于积累更大的势，则用之为上；如果相反则应尽量惜用，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刻。汉语中的“蓄势而为”很形象地揭示了“蓄势”的作用。蓄势是为了有所作为，权威的真谛也在于蓄势而不是行权。行使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这种手段使用不慎则对于已积累起来的“势”有莫大损害。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比喻，如源自古希腊神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现代的“胡萝卜加大棒”即是。

    传统文化中的“无为而治”也是很好的例子。不仅儒、道、法、墨、名诸家对此推崇备至，更是统治者惯用的“黄老之术”。比如，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作为管理者的“上”能够“礼、义、信”就可以使被管理的“民”敬服，与“上”同心同德；老子主张“无为则无不治”。他认为贤明的管理者是不发号施令的，更隍论擅用权力；法家略有不同，明确提出借重明法饬令，来达到“明君无为于上，群巨竦惧乎下”的境界。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于领导力也有类似儒家的说法，但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么多的引申。权力是把双刃剑，只要有更好的办法，直接动用权力永远是次优的选择，兵家孙子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启迪。

    努尔哈赤想告诉你什么

    可惜的是，过于崇尚西方管理理论的年轻管理者，并没有深入了解和领会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管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动辄轻用权力，过度依赖权力，而不注重培养权威，把管理更多地看作“对抗性”过程，与真正的管理背道而驰。这些错误做法，犹如“穷兵黩武”，始终处于战斗状态，其实，这与西方管理精神也不相符，THERE IS NO WINNER IN A FIGHTING（战斗之中没有胜利者），对立和冲突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努尔哈赤站在阵列之前。面对对手，他害怕阵脚不稳，更怕的是从部属队伍里射向自己后心的冷箭。管理者应常怀戒惧之心，这才是正确的权力观，作为管理者，我们不能不时刻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