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邮差从一堆信中拿起一封，看了看地址，慢慢将其放入一个信箱。接着又拿起另一封，重复上面的动作。不远处，站着一群同事看着他。他们有些担心，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后来他们了解到，这名邮差受到了一名恶棍的恐吓，于是他们造访了那名恶棍，朝他身上喷红漆。搞定后，在这些被亲切地称为“蠢货”的人当中，块头最大的那一个，神气地解释了自己英雄行为的动机：“我是一名该死的邮差！”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是肯？罗奇（Ken Loach）的喜剧新作《寻找埃里克》（Looking for Eric）中的一个场景。在看了这部电影几天后，我在牛津郡的一个花园派对上听到一位熟人重复了相同的话——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个骂人的词。

　　我上一次见到这个人时，他还是一家有机冷冻快餐食品销售公司的市场营销主管。但此后，这家公司就被出售给了一家跨国企业。在为新东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顾问后，他还是被免了职。

　　有一阵子他一直想找类似的工作，但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没人想给一位56岁的失业者发放6位数年薪，做市场营销。考虑再三，他决定尝试去做一份自孩童时代起就曾梦想着的工作。他骄傲地看着我说：“我是个邮差。”

　　“我的天啊，”我说。“感觉如何？”他表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棒的一份工作。

　　于是我就想到了那部电影，并怀疑罗奇到底对不对。那些把信塞入门缝的男人之间，真的有一种特别的同志情谊吗？美国人对于邮差不那么动情的看法——他们更有可能杀死同事，而非伸出援手——是否更准确些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邮局发生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邮差们失去了理智，开始朝同事们开枪——因此还诞生了一个特别的词汇“发疯”（go postal），描述在工作时怀有无法遏止的愤怒的人。

　　我这位熟人证实，他的同事们既不太好，也不太差。没有什么暖人心房的同志情谊；相反，他们还对他怀有一丝敌意，因为他是兼职，而他们憎恨兼职工作者。每天早晨7点半，他才悠闲自得地开始投递信件，而这些信是那些全职工人们花了2个小时分拣出来的。

　　总之，士气相当低落。邮政行业每年在以10%左右的速度萎缩。如今，邮差被迫加快步伐，递送量大得能累断腰的垃圾邮件。

　　那么他为何还这么快乐呢？我对此很好奇。几乎不可能是因为钱——这份工作周薪为235英镑（合381美元），是他过去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他表示，即便如此，他也不介意。孩子们都已离开家，自己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积攒了一些积蓄。他认为这份薪水很公平，他还告诉我，前一周他赚了一些加班费，他感到自己变得富有了，因为他能另外叫一份外卖比萨饼了。

　　他解释说，这份工作真正吸引自己的是它有益健康。相对于坐上4个小时，走4个小时是更让人从心底感到愉悦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或许的确如此；但对我来说，拖着个邮包在阴暗的政府福利房的楼梯上爬上爬下，似乎也不像是快乐的秘诀。

　　他说他还喜欢和人打交道——送信时，你会对人们有深入了解。但这个解释同样不令人信服。对于一名现代邮差来说，除了说句“早上好”，接着快速转向下一家，他也没时间再做更多别的什么事儿了。

　　但他接下来给出的理由就比较合情合理一些。他的新工作可以净化他的心灵。每天下午1点回到家后，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他都无须再考虑任何有关工作的事情。而在上一份工作中，对工作的担忧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这让他疲惫不堪，无暇再去关注其它事情。

　　于是，我开始理解他为何如此热爱这份工作。这与做一名邮差从绝对意义上讲是多么美妙无关，而是相对于做高管，这种工作非常美妙。他很高兴拖着大大的邮包，因为他清楚另一种选择是什么。他明白，那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在工作时试图让其他人做内心不喜欢的事情，还要为那些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承担责任。作为一名高管，仅唯一的好处就是身份和金钱；如果你不在乎这些，那么当一名邮差是一种好得多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他说自己56岁了，已经不再在乎地位了，而且他还有一小笔存款，他已做好了当体力工人的准备。

　　日本人深谙此道。该国有大量老人在做体力劳动——人们认为，无论哪种工作，都比失业强——而且，在生命接近终点时社会地位下降，也没什么特别有损身份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结束工作生涯的完美方式：做些补偿性的体力工作，几乎把它当作一种爱好，用早些年收入更丰厚时攒下的积蓄补贴家用。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致命缺陷：这些工作是他们从那些或许不那么喜欢这份工作、却（唉）更需要钱的中青年人手中抢过来的。（译者/陈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