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用手机发来一条短信：“‘怅望乡关烟雨遥’，这是一个乞丐用粉笔写在地上的话。”乞丐意思很简单—兄弟我缺少回家的盘缠，表达却如此诗意、如此潇洒，想来是位极风雅的乞丐，绝对够资格采入“现代版世说新语”的栖逸部。

    从这点我们不难窥见，作为社会组成基本因子的人，权利正在逐步增强。乞讨的去处不再是收容和遣返，乞讨的自由已经回归。

    发出这番感慨的时候，另一位朋友正坐在我的对面，在他的一名员工的辞职申请上签署意见。短短的半个小时之中，这已经是第二份递交上来的辞职申请了。此刻那名辞职者正站在他的身侧，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

    朋友放下笔，对辞职者说：“不行，我要先看到车间主任的签字。我记得上个月的废品事故中，好像有一批你是主要的责任人。”

    辞职者沮丧地离去了。我开始感兴趣，随口问道：“按照公司的规定，会对事故的责任人予以处罚吗？”

    “是的。员工在公司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都支付了薪水。做了错事，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应该有所补偿的。当然，要他们完全承担损失是不现实的，有时候就算把薪水扣光了都不够。我们只是通过象征性地扣款来提醒员工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跟据我对大量企业的观察，你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请问公司对员工有奖励制度吗？”

    “有的。每年最优秀的员工，还有管理人员，我会在春节给他们红包。”

    “明白了。根据我的理解，红包的金额是不公开的，完全取决于你对领取者的印象。”

    “呃，是的。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时刻我才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企业的老板。”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希望员工是被你雇用的，他们只是靠出售劳动来换取薪酬？换句话说，你根本没有指望这样的状态：员工具备对企业的认同感，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分子。”

    朋友诧异地望着我。显然，这一事实令他震惊。于是我提出下一个问题：“你的员工每年的流动率会达到多少？保守估计，不会低于百分之五十吧？”

    “是的。因为不需要什么专业技术，只是劳动密集型加工，所以我们的人员流动率一直是很高的。你知道，我们的员工有完全的自由。按照公司的规定，我们绝对不会克扣员工的工资，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提出辞职申请，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他们办理手续，结清工资的。”

    “不过还要把罚款扣除，对吧？如你所述，你的奖励已经呈现灰色了，我想知道罚款是否透明？”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透明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不能算很透明。公司的制度是这样规定的—对于因人为失误导致的损失，根据损失金额酌情予以经济处罚。”

    “看来这个‘酌情’实在是弹性充分的地方。你的员工对罚款有什么反应？起到了你所预期的作用了吗？‘提醒员工注意，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似乎没有达到我设想的作用，”朋友承认，“甚至，有的员工犯了错，连工资都没领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那么，姑且不讨论企业是否具备罚款的资格—从法理上讲，这是一定不具备的—就算按你所说的，你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员工注意，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以为，你的根本出发点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的员工具备什么样的权利。”

    企业的员工需要什么权利？我们知道的是，员工不仅仅是受雇佣的，他们与企业的关系不仅仅是出卖劳动、获取报酬那么简单的交易。从本质上来说，当且仅当员工感受到强烈的认同感时，企业才可能因为员工焕发的主动性而变成真正的有机体。

    启发我产生上述观点的，是茱迪。史珂拉所著的《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American Citizenship：The quest for inclusion，Judith Shklar）。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知，为了获得最基本的公民权、选举权和收入权，美国的民主进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至今仍然存在着何等令人感到诧异的不公。比如在通常印象中，美国是一个以民主和自由著称的国家。如果我告诉你，直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才出现公民权这个词，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曾经有人乐观地认为，选举权一旦确立，一切不公就会迎刃而解。但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却认为，与黑人身处的贫穷相比，选举权显得相对次要一些。即使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大量自行放弃此项权利的行为也令人感觉沮丧。真正到投票站行使权利的人数，似乎总是远远少于我们理想当中的数量。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是否拥有选举权是一回事，是否行使选举权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拥有选举权的人，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行使选举权则主要是表达意愿，不行使它只是一种不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对权利的拥有，而不是对权利的行使。拥有珠宝的愉悦也许无以复加，至于是否要挂在脖子上则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没有拥有的权利，令人感觉处于奴隶的境地，而这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可怕的境地之一。

    茱迪。史珂拉有如下的阐述：“当人们成为公民后，他们不仅获得了受法律保护的财产，还获得了公共良知，即公意（generalwill），而公意势必经常与局部的、个人的意志发生冲突。”

    这实在是精辟而锐利的灼见。我们的企业所需要的，不是奴隶，也不是单纯出卖劳动的受雇者，而是真正获得认同感的、愿意投入感情的自发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