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代，天命神学占统治地位。到了周代，对“天命”和上帝的绝对权威产生了怀疑，认识到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因此，“不可不敬德”（《尚书·周书》）。孔子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自孔子开始，儒学一直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篇说：“惟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中最具有灵性之物。人来源于自然，超然高于自然，高于自然界一切有生命之物。《中庸》在它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参者，叁也，即是三，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

　　儒家把人们的视野从“天”转向了“人”，主张“仁”道，提出了“仁者爱人”。孔子所分析的是己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仁”还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圣”，“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爱人”的思想，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特别强调了“人”和“人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来看，这样的论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管理，关键在于管理好“人心”。

　　儒学也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并把互相尊重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予以强化，比如儒学非常讲究“礼”，讲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礼”不仅仅是形式的礼，更重要的是内心里真正的礼。“礼”既是国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是因为“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管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望，把身心归附到规范制度上。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质问，礼仪仅仅是华丽的外表吗？限于形式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那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礼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待人庄重的“恭”、对人真诚的“敬”、对待事物谦恭的“让”等，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种情就是因尊重而引发的出于内心的关心、照顾，所以礼仪的实质最终要体现为“方便别人”，如果让人感到别扭，反而失礼。

　　组织的管理，本质上就是管理人心，应从尊重人（职业经理、员工）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系统的注重人性特点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