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人托尼•费尔南德斯(Tony Fernandes)2001年创建了亚洲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AirAsia)，后来还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组建了合资公司。42岁的费尔南德斯 198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获金融学学位。1992年他回到马来西亚，并成为华纳音乐马来西亚分公司(Warner Music Malaysia)董事总经理，后升任华纳音乐东南亚地区副总裁。2001年他离开华纳创办了亚洲航空。

　　作为马来西亚最坦率直言的商业领袖之一，费尔南德斯不仅对如何经营航空公司有着真知灼见，对于如何改变东南亚国家自上而下式的企业文化也有独到见解。他对记者克里斯•普赖斯泰(Cris Prystay)谈起了自己的领导风格。

　　《华尔街日报》：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

　　费尔南德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卡文迪什酒店(Cavendish Hotel)作服务员。那时我17岁。我认识到工作非常辛苦，而且你的表现必须专业，即便你只是个服务员。你还有其他同事。如果表现得不好，就会影响整个团队。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一家审计机构担任会计。这工作简直令人厌烦透顶。我是初级审计师，工作是复印以及合计所有审计项目。这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保证从事一项你喜欢的职业。否则，你不会对聘用你的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当然也不会给你的头脑带来价值。

　　问：是谁在商业方面给了你最好的指导？

　　答：可能要算是华纳的斯蒂芬•施林普顿(Stephen Shrimpton)（华纳音乐前首席执行长）。我是个急性子。我担任华纳音乐马来西亚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时候只有28岁，我还希望成为地区的董事总经理。我希望能接管全球业务。

　　一天晚上，斯蒂芬在香港喜来登酒店(Sheraton Hotel)外面和我谈了3个小时。他告诉我，不要急于求成，应该着重于培养自己的个性品质，保证自己能胜任下一份工作。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无论你在 25岁时多么精明，经验总是不可替代的。他让我放慢了脚步，让我明白必须慢慢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商界，更好地了解你的员工。

　　问：你希望每个新员工都能懂得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是谦虚──并了解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新一代的成长经历非常顺利。许多年轻人从未经历过经济衰退。他们有许多工作机会，于是他们想，“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换工作。”他们有时缺少做到最好的渴望和决心。

　　问：亚洲和西方的管理文化是否存在着不同？

　　答：自上而下在亚洲的管理文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亚洲员工缺乏创造性，愿意说出自己见解的人也更少。员工们更多的是在执行任务，而非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亚洲的言论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这也影响了商业世界。即便他们知道出现了问题，他们也不会说出来。他们只是按命令做事情。

　　问：你在管理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让人们思考。在亚洲航空，我们希望4千名员工的头脑都能为公司出谋划策。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让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质疑我的想法，并且说“托尼，你说的是废话。”这是我想要的，我不需要只会说“是的，先生”的员工。高管层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希望在停机坪工作的员工也能有自信告诉我出现了什么问题。

　　问：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消除这个障碍？

　　答：管理人员没有办公室，并且穿便装上班。如果穿上西服，你和员工间就产生了距离。我们都直呼其名。我经常出现在办公室、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和飞机周围，和人们谈话。我工作的一半责任就是管理公司员工。只要告诉他们做什么并随后给予反馈，你就能让大家对你敞开心扉。不要发备忘录或者搞些“自由发表意见”的激励项目。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问：作为一名经理人，你作出的最令人满意的决定是什么？

　　答：我每个月都会和停机坪工作人员一起运送行李，或者担任机组人员，也可能为乘客办理登机手续。我这么做是为了亲身体验实际情况。我也希望了解我的员工。我因此遇见了许多办理登机手续或者运送行李的聪明年轻人。我们当时正在展开飞行训练课程，于是我说，“让我们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这些孩子也应该有申请机会。”他们有头脑，只是没有钱接受这种教育。在第一批19个学员中，有11个来自公司内部。公司有些年轻人得到了飞行学校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还有个年轻人，他刚进公司时的工作是运送行李，一年半以后成为了737飞机的副驾驶。你能想像这对鼓舞公司的士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吗？大家都在谈论培养人力资本，而我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