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用政策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政策机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定价机制市场化带来的机会。
市场化的初期，最先是民用商品定价的市场化。那时民用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在80年代初期，一批从事民用商品制造及流通领域的企业，它们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
在80年代中后期，实行双轨制，即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部份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为盛行的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粮食、钢铁、水泥、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
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机会。在产权制度方面，建国后的前30年是将“私”变“公”，建国后的后26年是将“公”变“私”。而这一“公”变“私”的过程中，政策机会多多。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出现了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模式，江苏集体经济模式。到90年代中后期的改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转制成私人企业。国家抓大放小，进行国企改制、让民营资本、管理层、外资参与改制和收购，这一过程催生了一批“政策”富豪。
第三、分配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8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的承包租赁经营推行，企业利改税。推行的各种吸引外资政策，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80年代开始的经济特区政策，各地开发区、工业园区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上政策固然是一种分配方式的进步，但也难免泥沙俱下，不少人利用政策不完善，钻了空子。
第四、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在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过程中，以及反垄断过程中存在大量机会。如粮食、运输、教育、医疗、金融、石化、航空等在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过程中，首先拿到进入许可证的民营企业都有很好的回报。
第五、其它政策机遇。如从90年代初开始，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受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包装上市，股本高溢价发行，向公众大量圈钱，几乎无偿获得了一大笔资金。有人统计，不计资金的时间成本从1991年至2005年4月，公众流通股投资损失高达1万亿元。而股市是一种零和游戏，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及政府税收部门在此期间无偿获得1万亿元，如果计算货币的时间成本，收益就更多。
由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政策机会仍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会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以下情况带来的政策机遇仍然将长期存在。
第一、定价机制由指令向市场过渡的政策机遇
如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然后高价半市场化卖出。之所以说是半市场化，因为土地征收成本与市场价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一空间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也为企业权力“寻租”，钻政策空子获利创造了条件。
在企业资金的供给方面，利率定价市场化还远远没有形成，多年来存款相对物价指标（CPI）的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使存款人数千亿的利息损失转移到获得贷款人的收益，数千亿的利息损失也为官员腐败，企业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同样，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道路，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股票、企业债券等融资方式方面，发行定价仍然是半市场化，带有强制定价的成份，高溢价，发行成本远低于市场化所应承担的成本。只要获得政策支持，企业发行股票、债券无疑能获得巨大利益。人们常说的资本市场的“圈钱”就是这个道理。其它在重要能源及生产资料方面，价格形成仍然处于半市场阶段，无疑也为企业利用政策机会提供了可施展的空间。
第二、产权制度断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
这表现在“公”变“私”的过程中，大量的不良国有资产需要处置。MBO虽然由于“郎顾之争”暂时放缓，但仍然还有大量的国有资本要从竞争行业退出。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不良资产的处置，由于没有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有十分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为“灵活”利用政策带来了机遇。
第三、分配制度持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
近几年来，国家又拉开了新一轮税收体制改革的序幕。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与流转税存在重复计征的调整，中外企业所得税的并轨等新的税收政策将会逐步推出。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呢？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为相关政府倡导的，有利于民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行业提供了获得政策扶持的机会。
第四、行业准入放开的政策机遇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进入社会事业领域，进入金融服务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这一切，均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政策机遇。
第五、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断提出新的产业政策。如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准入、发展规划、融资政策等等。产业经济政策变化将给企业经营带来新的政策机遇与风险。
中国富豪发家，许多是利用了以上市场化进程中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如产权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改革带来的机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如“半市场化”定价、审批制度、配额制度等成为政策机遇的重要来源。
企业要善于利用以上政策，保持与政府较为良好的关系，预先获得政策信息，并从“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获得企业发展的资源。“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企业可谓先知先觉，如为了利用好政策，成立政策研究室，其目的首先是利用好政策优惠，其次是在“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利用政策。
在利用政策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政策面的变化将影响控制国民经济的周期性，而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要素成本，及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间接影响到企业所在产业的周期性波动。
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常常紧密联系。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家电产业、通讯产业、IT产业一个高速成长期。而在2002—2005新的一轮国民经济增长期中，以上产业却进入成熟期，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相反以房地产、汽车、钢铁、能源等行业迎来了爆炸式增长。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的联系还表现为，每一轮国民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是若干个重点产业拉动的，而不是所有产业都全面开花。因此如果在产业决策中进入下一轮国民经济增长的“领长行业”，就很容易成功。相反，进入了一个处于衰退的行业，就很难成功。在产业决策时，要把握这种国民经济周期性及产业周期性，选择合适的决策时点。
中国富豪发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常常善于预见政策。人们常说，某一企业的成功是由于决策时的远见，这种远见是对不确定变化的准确预见性，而预见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种预见能力。
政策相对实践有滞后性。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各种矛盾提出来的，是针对以前一个阶段经济社会活动而言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遇到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时，没有现成的政策依据，而又不得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其便按照某种“预见性”的方式经营企业。而这种“预见性”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演变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正确的预见性。而另一种则不被认可，不成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不正确的预见性。正确的预见性代表一种经济活动的主流，这种正确的预见性为决策带来了先发优势，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就有这种远见。
如一些企业在80年代初，就搞起了承包制。江苏华西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别人还在担心“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时就在发展私营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区间的“物物”贸易还是被认为“投机倒把”，但已经有所松动，不少先知先觉者开始“投机倒把”，获得“第一桶金”。几年以后政策放开了，地区间的差价也没有了，机会也消失了。牟其中就是一个典型，在别人还在争论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公司做起了“物物”交易，还居然用民品从前苏联换回了飞机。
在别处的民营企业还为融资困惑时，浙江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相互拆借，虽然这还没有政策根据，但这代表了一种经济潮流。为此国家还派员调查，但调查员发现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的运作效率、坏账及风险远小于四大国有银行平均水平，也就不了了之了。浙江人正确的政策预见性，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一些落后地区的企业经营者是在等政策、要政策，政策本来就有滞后性，等来的政策，要来的政策就更加滞后了，这样的企业能不落后吗？邓小平生前就鼓励我们“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政策的滞后性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鼓励经营者勇于改革，预见政策。
政策的预见性为经营提供了决策先机，利于形成先行优势。以产业决策为例，投资决策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能预见政策，先行谋划准备，等相关政策出台立刻行动，就容易夺得先机。很多企业的成功就是充分预见政策的变化，比别人先行一步，在别人担心、害怕、犹豫时提前行动，获得了充分的机遇。而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是看见先行者的成功后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结果往往错过了机会，又不得不一哄而下。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形态过渡到全面竞争的时代，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变幻莫测。一个企业要想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同时在寻求发展机遇。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得益于决策者们超前的政策预见能力。江苏远东集团正是在不断的环境变化中预见政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
江苏远东集团的四次改制
江苏远东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了四次改制，每一次改制都体现了决策者超前的政策预见力，每一次改制都换来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远东的四次产权变革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功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暗合并呼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苏南经济”、“温州模式”、“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规律。
第一次改制：转换经营机制，依托人才拓展市场。远东集团创建之初，坚持“先设点经营，后转化生产，逐步实现规模效益”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新路子，也奠定了远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当时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融资、营销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受到制约。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当时政府给予乡镇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远东产生了巨大吸引力。1992年初，公司果断地改制为乡办企业，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新的机制，既为远东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解决引进人才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实现资本有效营运。公司核心领导层认为，远东是发展中企业，要不断扩张，其关键在于要素重新组合。针对乡办集体企业在运行中反应出来的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等弊端，积极探索资本运营的有效途径。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着手对企业的资产、产权进行全面审计、评估，把乡办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远东初步解决了资金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加大对技术改造的投入。
第三次改制：探索混合型经济模式，走规模效益之路。两次改制的成功，带来了远东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市场、资金矛盾又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1996年，公司现任董事长蒋锡培等先后9次上北京，寻找国家电力系统重点企业中的合作伙伴。1997年4月，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企与远东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远东将原有员工股中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四大国有企业。企业由股份制改为混合型经济，创造了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次改制：明晰企业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型经济模式的运行给远东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要素的重新组合，合资各方都需要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和市场形势做出新的战略规划。这样，远东公司就顺利回购了转让给国企的那部分股份。接着，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制度，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组建了新的民营企业集团——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