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发财致富、如何赢得权力、如何获取地位、如何转战商场、如何异军突起的人和事，但我们很少听到中国的社会精英对于未来20年中国前景的严肃思考，很少听到他们关于产业大势和社会变迁的睿智看法。商业世界源源不断产出的仍是经验，而非智慧。

时代舞台上活跃着的大多是玩弄商业秀场和金钱游戏的高手，而不是追求国强民富所真正需要的时代英雄。因为他们顶多是商业秀场和金钱游戏的高手，而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所以他们每每显出见识短浅、心胸狭隘、精神市侩、生活浮华。或许他们有着江湖好汉式的血性和胆魄，但从来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真正的大识、大义和大气。他们对名利机会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能保持雷达般的敏感，但就是从来感知不到这个时代真正重大的主题和方向，也从来站不到一种高度上去讨论一代人在产业变迁和历史发展中所应该担当的角色和责任。除了赚取金钱和出人头地意义上的个人胜利(或美名其曰“自我实现”)，其它的一切都不为他们所看重。

生逢其时！坚冰解冻、商机涌流的过往二十几年真是一段“流金”岁月。借助于这段特殊的中国历史，很多很多的人成功了，成为了拜金社会上万众称羡的富豪和光芒四射的明星。然而，与其说那些明星般的企业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被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潮流推向了舞台中央；与其说他们独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如说他们在整体迅速增加的财富中侥幸地分到了更多的一份。

在流金岁月里成功的人们，或许智勇善战，或许绝对精英，但是如果仅仅是一群“经济动物”，那么钱财再多也不会有“人”的意义。

二十多年来，全球观察家用赞赏和猜疑两种表情打量中国经济的加速行走。基于庞大基数和无尽潜力的乐观描述总是不可避免面对体制束缚和政治疑云的阻挠。中华复兴的论调曾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红色中国的热情和勇气。然而，2004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商业界对中国的兴趣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没有人比与会的3000多名世界政要和顶级企业家更能把握全球经济的脉搏走向，而他们之间几乎所有的讨论最终都转向了中国。

一群群畅谈中国的老外和寥寥无几穿梭其间的中国代表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尴尬图景，主持人不得不一次次出面解释：“先生们，中国人在忙着过春节，一个堪比圣诞的伟大诞辰。”也许，很多年后，世界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时刻也正在成为中国大时代的伟大诞辰。

　　面对这个历史节点和我们将要面临的大时代，个人志向和国家梦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天生的平庸之辈(按现在的流行评价叫做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也会从心底涌起做大事的冲动和豪情。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对志向的严肃思考，无疑拥有强烈的紧迫感和现实价值。回溯历史，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经济涌进和二战胜利的巨大荣耀让整个五十年代的美国享受沉默和闲适，中产阶级的扩张和循规蹈矩的社会生活反而激起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锋芒毕露的反叛。五月风暴和新左派导引思想冲破藩篱，无政府主义和反对越战共生并起，嬉皮、滚石、性解放共聚伍德斯托克，“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联想今日，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纷杂的价值取向，同样的霓虹艳影紫陌红尘，同样的美酒咖啡情调品位，同样精神生活进退失据无以为寄。理想主义已然失去土壤，对金钱的崇拜也仅仅限于出人头地的庸俗魂魄，谁会操心未来是否将评价我们这一代人乃行尸走肉、坐失良机？“经济主流阶层的这种市侩主义和短见将是一个民族国家最可怕的情况。”百年前马克思韦伯的诤言音犹在耳、振聋发聩。

大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整整一代“经济动物”和他们所信奉的过分实用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即将重新面临挑战。从相当程度上来说，过去二十五年的转型惯性仍然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源，但其持续性值得商榷，负面影响也在日益加重。也许《大商圈》会引领这场日趋邻近的大讨论，就像那些在历史变迁中留下痕迹的小册子。它们挥舞在一代青年的手中，那些明亮的眼睛在夜色中灼灼发光，表情坚毅并且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