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是整体性思维,西方人是分析性思维。
上大学时我才开始接触西方人的理论性著作,虽然已经译成中文,但读来总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老师安慰说,这是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比较“发散”的缘故,像南瓜藤,四处乱跑,我们不习惯,所以不容易读懂。后来读原著,才发现,西方人的思维其实并不“发散”,中译不容易读懂往往是因为翻译不好,译者首先自己就没有读懂,怎么有可能让你读懂。想想多少人还不得不去读这些糟糕的中译,真是可怜天下学子心。
其实,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发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确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区别,那就是东方人的整体性思维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 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认为,这比西方人领先至少1500年。
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也是东方整体性思维的例子。阴阳是两种相对的力量,此消彼长,成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基础。五行在地上是木、火、土、金和水五样东西,在天上是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五个星球,对于人来讲就是所谓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和肺、肝、肾、心、 脾五种内脏。组成人体的物质与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没有本质不同,源于自然,回归自然,这也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观的反应。与此相关的是同样体现东方整体性思维的中医。西医注重个体器官的诊断和治疗,中医重视的则是人体内各种力量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
----认知心理学有个著名的场地依赖/场地独立(Field dependence/independence)的概念。如果你的认知活动依赖于各种背景情况,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则你属于场地依赖性的认知类型。心理学家发现,东方人的场地依赖性比西方人要强,也就是说,东方人的思维更具有整体性。心理学家穷根溯源,认为东方人的场地依赖性可能与东方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的生态特征有关:农耕文明需要很多的团队作业。西方的主流则是渔猎文明,单打独斗较多。如果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搞清楚为什么东方以农耕为主,西方(欧洲)以渔猎为主,好像就不得不归结到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异上来。看样子,“地理决定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与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相关的是东西方不同的自我观念。上次我们对此已经作了一些简单介绍(参见本刊2003年第13期《洗脑与社会影响心理学》)。总而言之,东方人的自我观比西方人更具有社会性,更深刻地镶嵌在纵横交错的社会经纬之中。这种自我观的不同会影响人们收藏、组织、储存和提取关于自我的信息的方式。例如,心理学上有一个关于自我的20句话的测试,被测试者需要完成20句以“我”开头的句子:我……。测试结果发现,东方人的自我信息更具体,往往有具体的场合、具体的角色和具体的活动,比如:我昨天和表妹一起打乒乓球等。西方人的自我信息更抽象,不依赖于具体的背景,比如: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当东方人被要求简单描述一个人时,他们往往也更容易使用一些具体的关系和具体的活动来描述这个人。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细而言之,至少在归因(寻找问题的原因)、决策、劝服、冲突管理、团队动力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我们在这里只重点介绍一下东西方归因方面的差异。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做因果分析,一大早被邻居的噪声吵醒,你心里骂:这家人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出门被人踩了一脚,你心里嘀咕,这个人真是粗心。从“一大早吵吵嚷嚷”推出“没有公德”;从“走路踩别人一脚”推出“粗心”,这其实都是你做的因果分析。西方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做这样的归因推断时,容易犯一个所谓的“根本性的归因错误”,即人们一般倾向于把行为的原因推断为行为主体的属性,而不是行为主体所处的客观具体的环境的影响。人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往往能清晰地看见主体和主体的行为,却无法同样清晰地看见主体所处的具体的环境。有趣的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东方人的整体思维更容易在分析每件行为时,把行为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考虑进去。因此,东方人更不容易犯这个“根本性的归因错误”。
与归因相关的是东西方对于行为主体的不同预设。西方人倾向于把个体、独立的个人预设为行为主体,认为个体能够独立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东方人则倾向于认为,个体很大程度上被环境和条件所拘束,没有那么多独立行动的空间,集体比起个体来,有更大的行为空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试验:心理学家给孩子们看一段非常简单的小动画,画面左边是一群鱼从左向右游动,右边是一条鱼向相同方向游动。结果,大多数西方小孩子认为,这是右边的鱼带领左边的一群鱼在游动;大多数东方孩子则认为,这是左边的一群鱼在驱赶右边的那条鱼。
研究文化区别的学者都尽量“政治正确”,不对不同的文化特征进行价值判断,但还是回避不了一些问题。例如,学者们发现,与整体性思维相关的是东方人不善于做理性的加权分析。
比如,买一件衣服,你同时希望这件衣服①价格便宜;②式样时髦;③面料好。你给这3项要求赋予你的加权值。学者们发现,东方人所作的选择往往与加权值计算的结果不相符。同样,东方人不善于做概率预测,预测的结果往往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东方人还不善于做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例如:假设老张去年就已经退休了等等,所以中文里没有虚拟语态。很多人在学《大学数学》遇到概率论时,觉得这个东西真有点愚不可及,不知所云;学英语遇到虚拟语态时觉得话怎么说的这么绕,这劳什子怎么这么麻烦,背后的原因其实都是我们的思维习惯的问题。
作者: 肖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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