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雀东南飞”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估计落后地区人才流失现象一天不消失，这个话题就一天不会冷却。我作为“叛逃者”之一，不管算是“孔雀级”的还是“麻雀级”的，总有“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的感觉。讨论多关注于教育发展、地区平衡、管理体制、人才策略，而对孔雀本身关注得少，远不及古诗的下句“五里一徘徊”有“雀”道主义。

　　从孔雀“不准飞”到孔雀“东南飞”，是人事制度层面的巨大松动和突破，在文化意义层面是人的价值开始被尊重。承载道德束缚过多的教师终于有了与学校之间双向选择的权利，不再是宿命的被定于一地一校，有了支配自己命运，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的权利。

我觉得这对教育而言是了不起的进步，可以预期将对中国教育的良性发展起巨大作用。但就眼前而言大量的人才流失，尤其是优秀人才的流失，给落后地区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损伤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要建设性地看到其深层的促进和后发的带动作用：客观迫使这些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办学理念上有些更新，教育教学管理上有了改进，民主化管理进程有所加快，教师待遇能够提高。尽管这种自省、自察、自纠是被动的，但同时也是有效的。

我原来所在地区的农村有一所老牌名校，一直在全市乃至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可由于领导好大喜功，错误决策、无视规律、盲目扩张、最后导致教师的正常生活都没了保障，工资奖金打白条，2002、2003两届高三骨干教师近30人因请调无门、无人、无钱，愤而流失，整个学校如豆腐渣工程中的高楼一样轰然倒塌。很难说这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要求拿全工资，适当提高待遇并没过错，老师起码应该有不为主管部门和校长错误决策“买单”的自由。

　　出走时我是这个市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现在落脚经济同样欠发达的盐城。我曾经在新教师座谈会上总结过“孔雀们”的心态：当我们艰难抉择、痛别亲人时，常常准备了三套理由：对父母，我们说新单位待遇高，新地方更有利于子女的教育；对朋友同事，我们说寻找一个把人当人、不把发全工资当作对我恩赐的地方；对另一个自己，在夜深人静时我们常自问，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教育乌托邦？

教师是“一特(级)就走，一高(级)就走，一带(头人)就走，一能(手)就走”。30多岁的人，心理特复杂，容易产生“中年危机”，总是追问自己：“我这一辈就这样了？”为什么不尝试、不冒险？对前途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对现状却有着绝对的不满意，眼看着将近40，再不闯就没机会，硬着头皮、咬着牙冲出了人生的围城。很多人还因此背上道德的十字架，觉得有负于家乡、领导、学校，但到了这个年龄，人生最辉煌的前十年献给家乡教育，不知别人怎么想，我不觉得心中有愧，一直希望我工作过的学校能越来越好，尽管我已不能再为它奉献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和贝克尔，都善于用经济学来分析人的行为，并不无自豪地说过“经济学家的眼里，没有解释不了的事”，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以“成本—收益”来权衡取舍。东南飞的“孔雀们”的利已驱动是不容置疑的，其中经济收益的成分也的确占很大比例，但如果说人们所追逐的“利益”只有物质和金钱一种形式，就无法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尊重的需求、爱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了。

我做了十多年教师，还没有听说过谁因做教师而发大财的。经济学另一个著名规律“边际效用”告诉我们，在发达地区以经济来划分，教师仍然是中下层，得到的心理享受程度(效用)并不高，只是与落后地区比较才有优越感。所以心理因素的驱动力不容忽视，走了就走了，个中酸甜苦辣应该是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由别人来评说，难免隔靴搔痒。

　　“孔雀东南飞”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靠政府恐吓、行政开除、舆论施压，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徒增恶感。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自然不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但在学校内部绝对不能不作为，应该用心、精心去营造教育环境，保障小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可能常挂在教育干部口头的“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其实早钝化得只剩下一句“待遇留人”了，而且这句口头禅已被锻造成管理不作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其实这样的领导就是有经济基础，因无视“情感留人，事业留人”，他仍然做不好事情。很多树大根深的老牌名校，既没有私立学校从零开始、另地重建的巨额投资，也没有投资者资产增值、经济回报的巨大压力，凭借政府多年一贯的扶持、多年教育资金的积累，拥有巨大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理应在竞争中更有底气、更有实力才对，可为什么负债累累连人都养不住了呢？也许正是这黑洞中的深层原因促使了学校的衰败，加速了人心的离散吧？

　　“孔雀”也好，“麻雀”也好，只要有翅膀它就有飞的自由，至于往哪里飞，是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对孔雀而言，作为落后地区的教育虽然没有经济的优势，却补偿性地拥有天赋的割舍不掉的乡土、乡音、乡情，他们自己会慎重选择，也有权选择，我们还是少去指责“孔雀东南飞”，多去倾听和体恤“五里一徘徊”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