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离宽容还远，离真正的批评还远，离批评精神也还很远。但是正视永远要比漠视或者虚伪客套要好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广总监）

　　劳伦斯。萨默斯最近忙着道歉。他说：“我对自己言论产生的影响深感遗憾，并为自己未能更仔细地斟酌道歉。我说的话无意间成为令优秀女性感到气馁的信号，这是错误的。”

　　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萨默斯现在很痛苦于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科学界，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少的原因有三个：女性不愿意或不能一周工作80个小时；女生在高中时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不如男生；可能存在歧视。据说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这段话后，一位愤怒的女科学家愤而离席。

　　我这里所说的“一位愤怒的女科学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种“错误”于其中，因为很少有人会在表述中强调“一位愤怒的男科学家”——如果有人想挑我毛病的话，会指责我“实际上暗示了科学家都是男性”这样的事实，而这种说法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萨默斯的所有道歉俱出于此。“政治上的正确”在美国人那里虽然没有主管部门和机构负责，但如那位女科学家那样撂下脸来给你脸色看，再组织个新闻发布会深入揭批你的“不正确”言行，堂皇如萨默斯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前程。

　　不过有趣的是，萨默斯道歉一直是为了造成的伤害，而不是这句话本身。也就是说，他只承认自己态度不对，而不承认自己所说的话的真伪。也就是说，不论是“政治上的正确”还是萨默斯的道歉都透着一种自欺欺人的味道。关于女性到底是不是适合从事自然科学这个行业，大家看看实际的数字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得出了却不能讲，我不知道文明的进步还能表现在哪里。

　　如果不能说，是不是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不会惹出麻烦呢？这个我没去过美国，我没有调查发言权。比如在提到亚裔或者非洲裔的时候不怀好意地相视一笑，这个会不会也会被被冒犯者愤怒一下。但我知道如果连眼神和一个微笑，不管它的含义如何，都要被指责，那么离控制思想之类的举动也不远了。

　　文明发展，人变得脆弱而且敏感，禁忌增加，有关禁忌的管制相应也会增加。尽管现在西方文明欣欣向荣，但我还是觉得未必没有一些危机于其中。

　　出于 “政治上的正确”，我不会像萨默斯那样讲话，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认可差异性的存在——比如种族间的、性别间的、地域间的；我也认可大家价值观有所不同，选择有所不同。当然这些差异是后天形成的，但不能因为后天形成的我们就不承认啊。在任何问题上，正视比虚伪要好一些。

　　人类历史上，有些时候虚伪比较盛行，都打着路线正确的旗帜，比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比如宋明理学时的中国，比如中世纪时的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包括现在越来越政治上正确的美国。

　　这些时候，大家过的日子都道貌岸然，十分得体。如果有人说错了一些话做错了一些事（当然是败露的，在道德这个领域，任何时候只要没有败露就没有问题），那就要遭到所有人的鄙视。日积月累，大家都不爱说碰到的问题，也不爱说看到的实情，这就离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不远了。而且，大家十有八九还会丧失宽容度。这个世界如果丧失宽容精神，以我短暂的人生经历和七零八落的知识看，不大妙。

　　在萨默斯焦头烂额的同时，中国温州有一个叫陈有为的人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惨淡的一段。这个温州人在自己的blog上写下一篇文章叫《二走南昌》，里面有些文字冒犯了热爱英雄家乡的南昌和江西人。

　　这个陈有为说：“在我居住的城市有许多江西人。她们无非这样几类人：衣着光鲜的宾馆小姐，眼神迷离的足浴小姐，客人面前故作娇羞的三陪小姐，说着你听不懂的家乡话的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工厂打工者。”这个时候，有不开眼的报社记者把这个东西拿到报纸上，据说此事已经闹到有人设立账户“追杀陈有为”的地步。

　　这是一个标准的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上不正确”的案例。我的意见是，陈有为虽然几近于胡说八道，但罪不该死，他写的又不是《撒旦的诗篇》，所以犯不上像萨勒曼拉什迪那样被追杀。如果真有咽不下这口气的人冲到温州去动刀动枪那才是恐怖。对于江西或者南昌人来说，虽然不爽，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是那句话，正视比漠视或者虚伪客套要好。

　　正视比虚伪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个正面的例子是中国的1980年代。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叫柏杨的中国台湾人在祖国大陆出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虽然引起当年可以想见的最大规模的争论，但大家总的来说还是十分接受这样的批评。如果这个话题放在今天，即使不考虑两岸关系的问题，网络上的愤怒青年们也会把柏杨骂死，或者号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杀过海峡活捉柏杨。我得承认，在宽容这一点上，我们不如十几年前，并且就谦虚程度上来讲，我们也不如20年前。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离宽容还远，离真正的批评也远，离批评精神也远。所以我们尽管不理解萨默斯的命运，对陈有为不满，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政治上的正确”，但我们还是应该更宽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