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原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于2003年6月回归他一手创建的Autodesk中国公司后，就再没出现过职位迁移。在此期间，高群耀让这家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供应商在中国的市场业绩连续8个季度得到大幅提升。

　　因为人事更迭犹如家常便饭，外企高管向来被认为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一族”。近期，EMC、Netapp、惠普和微软都传出高层异动的消息。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冯宁祥教授解析认为，一方面是现实的市场业绩决定着外企高管的仕途；另一方面，与总部关系是否和谐也会成为考量他们前途的重要指标。冯宁祥教授指出：“远在公司总部的管理高层可能并不了解中国区经理关注的地区偏好和常规做法，这可能导致致命的错误。”

　　因此，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因，高群耀认为建立与高层的密切关系对于中国公司的正常运作非常重要。为此，他为自己争取到了每年与大老板——Autodesk首席执行官卡罗。巴茨女士等总部高层有多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让他的竞争对手们羡慕不已。

　　决策自主权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市场是惟一具有二元特征的过渡型市场——既非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因而在这里，外企需要改变自己来适应中国市场的发展，这是外企在中国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一步。高群耀指出：“中国区公司能在这一点得到体制上的保证，就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事实却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很多外企并没有做到这种地步，而是把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硬套在中国环境。

　　《华尔街日报》还曾认为，即使是像调整软件包装和随市定价这样的小事，相当部分跨国公司的在华业务主管必须频频征询在其他地区上级主管的批准，许多人要花大量时间权衡什么情况下可以自主行动，什么情况则需要获得公司总部的许可。“这是世界各地的海外管理者都会遇到的挑战。但在各家公司都想染指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能否处理好这类挑战尤其事关重大。”

　　然而，任何外企的中国业务都不是一维的市场销售，而是具有整体发展方向的多维结构，其具体特征体现为投资者的总体利益。这些部分或总体上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发展战略，因为具体的实施措施和强烈的实施能力而呈现出相互递增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司高层肯定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冯宁祥教授告诉《IT时代周刊》。

　　高群耀本人与总部高层建有相互信赖的关系，这使得他比其他同级别的中国区高管到了更多的决策自主权，也就具有了更多运作空间。“我希望公司总部少管，少管肯定有比较多的创新机会。我们在内部将中国公司称之为‘特区’。”

　　在Autodesk的中国特区内，高群耀得到了有别于Autodesk全球统一售价政策之外的中国定价权——在中国特殊生态环境下的做法不仅包括零售体系，甚至销售软件产品许可证的方式都很特别。据知情人士透露，获得中国定价权对高群耀有着特殊的意义。售价问题始终是跨国软件公司在中国市场开拓中平衡利润与份额的关键问题之一。

　　能够让高层做出决策来改变现行体制的事例本就不多，而类似于Autodesk一般不遵从教条的跨国软件公司就更少。所以，高群耀非常佩服卡罗。巴茨的决心和魄力。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软件产业，首先她知道哪些事情非做不可，所以她敢给出必要的授权；第二，她明白与其将公司1%的资源花在把多位副总裁都变成中国行家上，还远不如把这些资源花在建立一支可信赖，可以承担业务的本地队伍上。中国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将由这支队伍完成。”

　　高群耀认为自己的老板非常具有Autodesk公司的本质——创新精神。

　　搞好政府关系

　　除了要到决策自主权，高群耀也把搞好政府关系视为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冯宁祥教授也告诉《IT时代周刊》，现在外企挑选掌握中国区业务高层人士的时候，政府关系的权重开始得到更多得到体现。他认为微软中国公司的陈永正就是作为修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取代唐峻。

　　“要在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实现增长，我需要最高层的直接支持，因为他们能直接向中国政府作出战略建议。”高群耀直言不讳地指出与公司总部高层保持密切交往有助于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不仅制定经济政策，也是Autodesk以及其他许多跨国公司的大客户。”

　　高群耀和总部高层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不仅指前者敏锐洞察到了Autodesk的未来，并且他和高层人士交流的话题非常坦诚且有实效。

　　Autodesk公司和微软公司是最先闯过20年历程的始终基于PC平台的两家软件公司。因此，高明确向老板指出，如果要继续在未来20年内成为还算成功的跨国软件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必要条件。“所以，我承诺一定要在中国把事情做好。持续不断增长的业绩也让总部相信我。”同时，高群耀还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实反馈给总部。“我们还会讨论是Autodesk单纯从中国市场获益，还是创造一个共赢局面。这种共赢不仅包括Autodesk与中国客户，还包括中国的软件产业及其应用行业。”

　　对于建立良好政府关系的实质作用，高群耀的观点直观而简单，他一方面强调借助与政府部门的交流，与中国软件产业在分享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共成长；另一方面则从客户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我们的许多用户是国有企业，它们既是你的客户，又可能成为政府意志和战略的执行者。”所以，为了理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让中国政府的反馈及时反映到公司总部，高群耀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特别事务委员会”。“中国特别事务委员会”由Autodesk的CEO、COO、全球销售主管和亚太地区副总裁，以及高本人等构成，他在其中充当常务副主席一职。

　　高群耀认为该委员会的最基本功能是及时准确地启动和完成重大中国策略决策过程，也是做出最终决策的权力机构——它足以调动全公司的聪明才智发挥在中国市场。“这样在体制上提供了保证，使得中国团队的一些创新，各种尝试的方法能在组织上得到相应的保证。使尝试能够实施。”高如此看待自己倡导成立的“中国特别事务委员会”。并且，他坚持让这个委员会在每年10月都来中国举行一次年度业务回顾。

　　据他透露，已有更多在华企业关注“中国特别委员会”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和气才能生财

　　在管理中国公司业务的时候，高群耀还提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气生财”一说，这在Autodesk作为商业软件联盟的成员之一，在中国市场面临严重软件盗版的问题时，他的观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与某些公司的强势反盗版行为具有明显区别。

　　据了解，绝大多数的外国软件公司至少有一个共识，中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度，具有非常特别的经济状态，中国软件产业面对特殊性质的挑战——盗版，在他们对中国的产业环境有非常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有一种创新心理，尝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他们均把盗版问题看成是中国政府、产业、用户和软件提供商共同面临的历史问题和铺平中国知识经济腾飞坦途的突破口，需要全行业的一起努力。而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用积极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并在对中国市场环境有了相当了解的时候就逐步参与进来，并积极想办法使其进程加快。“不要指望第二天醒来时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高群耀就此强调指出，“我们在这个进程当中率先进行创新的尝试。”

　　Autodesk在中国市场具有广泛而长远的利益，因而在现阶段处理盗版问题时付出的探索性贡献，不仅着眼于同中国客户企业持久共赢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软件产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高群耀把这一切看得非常明白，他始终认为Autodesk的中国业务在其全球业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而盗版对公司收益而言是加与减的关系，但对中国软件产业而言则是生与死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用新的商业模式来逐步解决问题，与客户和政府分享并促进软件正版化的中国智慧，尝试对大客户实施新的软件产品许可证制度，这些举措让客户满意了，政府有关部门开心了，我们的收益自然也就提高了。”

　　高群耀掌管的Autodesk中国公司作为解决问题而非激化问题的一员，正是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合作解决盗版问题过程中来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