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一连串真假掺半基础上的自私综合症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公司和社会，并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挑战这种被美化的利己主义产生的结石及其构建的基础。

管理学家享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的研究主要涉及一般管理和组织学，着重研究管理工作的本质、组织的形式和战略形成过程。他著有10本著作，包括《管理工作的实质》(1973)、《战略远征》(1998)和最近出版的《我为什么讨厌坐飞机》。

在华尔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公司不舍昼夜地追求着所谓的“股东价值”。2001年9月11日，突然间这一切都被打断了……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小时里，对自我的迷恋让位给了为他人服务。在利己主义最盛行的地方，人们开始关注集体的努力。

这是管理需要关注的一种信息。我们不是说对他人的关注突然需要取代利己主义，而是呼唤两者间的一种平衡。“9·11”事件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帮助人们意识到我们社会的不平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管理的角色——负责任的管理——就是致力于恢复这种平衡。

利己主义建造的大厦

在过去15年里，生活在北美的人们经历了一场对利己主义的极度美化，其程度达到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峰……人们否认从那时起所取得的许多社会进步，好像再次回到了早先的更加黑暗的时期一样。贪婪极度膨胀，企业被要求忽视广泛的社会责任，以追求狭隘的股东利益。人们认为是首席执行官创造了当今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简单地说就是过时的慷慨，已经被人们所遗忘。

不存在利己主义的社会是很难想像的，但一个利己主义被极度美化的社会只能被视为低级社会。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挑战这样一个社会，不是否认人类的本性，而是对抗一种对人性的扭曲的理解。通过这样做，我们希望倡导另一种同样具有人性化的人性——参与性。

建立在一连串半真半假基础上的自私综合症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公司和社会，并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它建立在一连串真假掺半的观念之上，它们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已渗入这个社会：从把我们自己视为经济人的狭隘见解到对一种退化为股东利益的扭曲的价值观念，到认为领导艺术就是戏剧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观点，到认为组织必须“精干”甚至“刻薄”，到视整个社会为不断增长的繁荣的幻象。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就像一座用纸牌搭起的房子，在它完全倒塌之前，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信念保持着它的平衡。

首先，注意到安然和其他接受调查的公司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们只是冰山一角，是暴露出来的犯罪行为，它们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更大量和更危险的则是表象之下正在发生的合法的腐败，这种行为在技术上是被允许的，它们腐蚀着我们的领导层、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人类本身。

下面，我们将一一描述这些利己主义观点，而自私综合症正是建立在这些观点之上。我们将它们中的每一个观点称为“构建”，来显示它们只是我们人为建造的预设，而不是我们所发现的真理。

构建1：本质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经济人

在这种观点的世界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沉迷于我们自己的私利，倾向于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个人财富。换句话说，经济人永远不会满足，总是充满欲望——并不断努力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

在影响了数代MBA学生的一本名为《人的本性》的书中，金融学教授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提出了人类行为的五种模型。前三种提法——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政治学的行为模型——很快就被摒弃了，第四种即经济人行为模型不仅没有被摒弃，而且还将它自己融会于第五种，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行为模型。这种模型有一个绕口的标签：机智的、可估价的、最大化模型（Resourceful， Evaluative, Maximizing Model，即REMM）。REMM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求值程序”，不停在各种需要间进行交换和置换，特别是在就各种需要的数量间进行交换（一些需要的数量，如钱和钻石，比其他需要，如信任和正直，更容易计算。这些不是他们讨论的范围）。这些需要是没有止境的。REMM永远不会满足，也不存在绝对数。

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需求’这种事物”，除非它指的是对需求本身的更多需求。所有东西都是一种交换。他们用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了这一观点：

据报道，著名剧作家、社会思想家肖伯纳曾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时在甲板上遇见一位著名女演员，他问她是否愿意陪他睡一夜，他付她100万美元。她同意了。他又提了一个建议：“你觉得10美元怎么样？”“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她愤怒地说。他回答道：“我们已经决定做这笔生意了，现在只不过是在讨价还价。”

这个故事本身并不令人震惊，事实上，它已经广为人知，但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对它的应用令人震惊。他们并没有用任何方式来说明这个故事的局限，相反，他们接受了故事的结论：“无论喜欢与否，人们总愿牺牲一些我们所关注的如名声甚至名誉或道德的东西来换取足够数量的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换句话说，将其推至极点，即每个女人和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妓女或男妓。所有的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有它的价格。

我们想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一观点的荒谬性，而且也是它的真实性。确实，我们中间有太多的人，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包括运动员、金融工作者或大学教授，愿意以某种价格出卖他们的正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对许多人而言，正直和自尊是最基本的信念，他们绝不会用它们来讨价还价。在物质商品以外应该存在着对什么是正确的一种内心认知。在估价之外存在着判断。实际上，难道这不是负责任的管理的精髓所在吗？即：对短期可计算的收益和长期存在的人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区别做出判断。

经济人的构建向社会钉入了一个不信任的楔子，这个楔子钉在我们的个人需要和我们整个社会的需要之间。如果每个人都计算自己的得失，那么我们将进入一个诡计多端的社会。 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写到，“最后，我们只能对或为个人做事。”社会将不复存在，也没有了社会凝聚力。这也许是经济学的看法，至少是一派经济学的看法。但是，作为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空间里，我们需要个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应扎根于社会性的参与之中。

被美国科技形容为进化生物学领域“杰出人才”的厄恩斯特·梅伊尔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对“社会性动物”进行的广泛研究显示出，“社会群体间那种利他主义及和睦合作的倾向在物种的自然选择中占有优势。过去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严格的利己主义——是建立在对动物，特别是社会性的动物种类，一知半解的基础之上的。”

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艾恩·兰德认为，自私是一种美德。但她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自私和个人主义这些概念的，她指的是用个人的勇气来对抗一个面目模糊、漠不关心的社会体制，如果需要的话，以一定的代价去追求作为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欲望的信仰。兰德反对的当然是东欧显现出来的那种社会主义倾向，但人们不禁会好奇她对今天西方商业体系中的REMM带来的影响会有什么反应。

构建2：企业的存在就是将股东价值最大化

我们曾相信，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服务社会。事实上，这也是它们最初获得成立的特许权的原因——以及这种特许权会被废除的原因。毫无疑问，企业是经济实体，但同时也是社会机构，必须通过它们对社会的总体贡献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它们必须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服务。至少在两年前，这种观点还是主流，但现在，利益相关者中的一种，即股东，已经战胜了其他人。

许多年来，自称为“商业圆桌”、由美国200家最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团体一直在倡导这种平衡的观点，包括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1981年，他们在《企业责任声明》中这样写道：

企业管理中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股东获取最大回报的期望与企业其他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间寻找一种平衡。股东必须获得好的回报，但其他相关者（顾客、雇员、社区、供应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也需要适度的关注。重要的管理者相信，通过给予各种相关者开明的关注来平衡他们的合法要求，一个企业将能为股东利益提供最优的服务。

随后，在1997年9月，“商业圆桌”的企业管理报告宣布了观念的大逆转：管理层和董事会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有时，顾客可能是上帝，雇员可能是公司最大的财富（至少名义上如此），但股东的利益是底线。报告这样写道：“董事会必须不时地平衡股东利益和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这一观念从根本上误解了董事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在许多时候，这是一种无法实施的观点，因为它将使董事会没有一种标准来解决股东利益与其他相关者利益或各个相关者利益间的冲突。”

这反映了对决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一种错误的分离。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这样建议：企业负责经济问题，而政府负责社会问题。非常简单，除了一个致命的缺点：每位经济学家都乐意承认，社会决策具有经济后果，因此它们会消耗资源。那为什么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者意识到经济决策同样会具有社会后果，从而会直接影响人类呢？

在《资本的神圣权力》一书中，身为企业家的马乔里·凯利把当今股东们的特权与中世纪贵族的特权做了比较。她在书中这样问到，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很少参与实际经营，并在许多年来可能再也没有做过贡献的群体，可以要求获得如此多的利益？今天的工人是否和当年在一小片可以被所有者随心所欲夺去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有些类似？凯利提出的观点虽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自有它真实的一面。

对股东价值的关注代表了一种奇怪的转变，因为股东在传统上曾经是企业剩余价值的获取者，他们会在其他权利要求者取走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利益后，以利润的形式取走盈余。现在企业管理的目的就是获取这种盈余，而不管这可能给雇员带来多大压力。例如，根据经济增加值（EVA）的计算方法，股东提供的资本的使用费用从企业的利润中扣除，结果，在股东们没有获得他们的应收款之前，企业是不可能盈利的。于是，股东的欲望也就转变为股东的需求！

现在让我们好好看看股东们所拥有的东西和他们是如何拥有它们的。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由于迅捷的信息、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利益驱动下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少的股东忠诚于他们所“拥有”的企业。巨额的共同基金每天都在根据各种非个人的市场指数购买和抛售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与之伴随的是那些在数小时里购买和出售股票，以寻求套利和动量机会的短线股票交易手。在2000年的牛市期间，他们占到了纳斯达克交易的15%。这些新一代的股东对产品、服务或顾客都不感兴趣，任公司自生自灭。然而，他们却让企业管理者们生活在对他们随意行为的恐惧之中。

“每个季报都要达标”的压力——不让市场分析家的预测落空——会导致一些可怕的官能障碍性行为。管理者们不得不关注记分牌而不是球。只要能立刻降低成本，管理者就会削减成本（如裁员），即使因此忽视了长期利益。或者通过压榨不成熟的销售渠道来获取额外的销售。最糟糕的情况是牺牲伦理道德，甚至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我们最近已经见识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例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多的“价值”，所谓的股东的价值。股票的价格居然被称为价值，这有多么古怪！

股东价值在创造经济效益的人们和收获其利益的人们之间钉入了一个楔子，这是存在于两个团体之间和两个团体内部的一个疏离的楔子。那些创造经济效益的人与他们创造的经济效益相互分离，并被视为可有可无。而那些企业所有者则认为自己的拥有权是可有可无的，并对它们的运营漠不关心。一家大银行的一位经理将这种“对股东价值的狂热”称为“苛政”。另外有人说，股东价值既不会引导也不会激励雇员。“谁会因为自己是在为对企业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赚钱的话而振奋呢？”

疏离的楔子也楔入了公司与顾客之间，因为对财务收益的极度关注会让人忽视这种收益获取的方式。雇员被鼓励从市场中找到赚钱的商机，而不是关注那些需要可靠的产品和服务的人。因此为什么不把一个受人尊重的品牌低价出售来换取销售额的迅速增长，向市场推出一个不成熟的产品，或为顾客提供回扣来提高季度销售额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各行业顾客满意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往下跌的原因。“达标， 达到更高的目标”似乎成为今天的座右铭。问题是你无法通过服务自己来服务顾客，但你可能通过真正服务顾客来服务自己。

构建3：高效的企业都是“精干”和“刻薄”的

“精干”和“刻薄”（Lean and mean）是当今的一句流行词，是经济人的口号。“精干”当然意味着优秀，比肥胖要好，但将“刻薄”视为一种美德则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悲哀。

裁员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幅削减员工的策略仅仅是一种提高企业表现的最没有想像力的方式。在2000年经济衰退之前，美国雇主们在一系列重大的裁员行动中裁减了120万工人，使这一年成为美国劳工统计局于1995年恢复失业统计后裁员人数最多的一年。

与其他自私综合症的简单预设一样，“精干”和“刻薄”被假定能够提供一切：低成本、高生产力、更平稳和更灵活的结构，具有更多授权的工人(在老板不在的情况下)和更快乐的顾客。它们经常被包含在诸如“最低的投入换取最高产出”和“双赢”等词句之中。

当然，这一切可以发生，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则包括疲倦不堪的管理者、愤怒的工人、在高生产力假象下的质量下降和恼怒的顾客。这就是“双输”。这样，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描述了过去10年内制造生产力奇迹的“肮脏的小秘密”，暗示其实“压榨远多于灵感”。换句话说，“将人和机器的使用推向极限，而不是发现更巧妙的管理经济的方法。”

也许这种重组最糟糕的后果就是雇主和雇员间契约的破裂：雇主通过对安全的承诺来换取雇员的忠诚。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可口可乐公司1996年为雇员们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上有这样的问题：“股东的利益是不是对工作的一种威胁？或者它有助于保住你的工作？”4年以后，雇员们得到了回答，他们中的6000人，也就是公司20%的工人被解雇了。惠普曾经以其对雇员的忠诚而闻名，现在也顺应潮流。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只有34%的雇员对他们的雇主表示忠诚。在美国，只有47%的雇员认为企业的领导具有很高的人格魅力。

在劳动者中存在的这种被出卖的感觉对长期的生产力提高是没有帮助的，但现在，生产力的评估并不是一种长期的评估，每股的季度收益很容易被计算出来。因此“精干”和“刻薄”的企业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打入了一个切断联系的楔子。

公共健康领域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胰岛素，而是清洁的供水。也许现在已经到了通过清洁我们的观念来建造更健康的企业的时候了。我们除了需要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也需要经济的可持续性。（本文由作者授权刊载，因篇幅限制略有删改。沈巍岗、方炜翻译，肖知兴校对。

作者： 享利·明茨伯格 罗伯特·西蒙斯 库那尔·巴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