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出版的一期美国《商业周刊》杂志，通过综合纽约总部以及全球21个分部的144位资深编辑和作者意见，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15位最佳经理人和10位最差经理人，期望以图表和数字的形式纪念刚刚过去的一年，同时展望刚刚到来的一年。

艰难的复苏之路

2002年，全球经济尽管已经冲出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开始走向复苏，但是纵观全年，复苏之路走得很是艰辛。

“9·１1”事件余震尚未完全退却，伊拉克局势又紧张得一触即发，政治上诸多不稳定因素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公司财务丑闻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是损毁性的。2001年底至去年8月初，美国安然、世通等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接连曝光，企业的信誉普遍受到质疑，使得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极大伤害，直接导致了世界股票市场的剧烈动荡，持续暴跌。仅在美国，从2000年3月股市达到顶峰至去年第三季度，股市投资者就损失了8万亿美元。到第三季度末，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已连续8个季度下滑，消费者信心10月份跌到9年来的最低点，而持续坚挺多年的强势货币美元自去年4月以来也呈现出全面贬值的态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据经合发组织估计，全球跨国投资停滞，全球经济去年增幅仅为1.5%。

勿庸置疑，2002年对于全球经理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商业周刊》形容去年是商业的“灾难年”，充满了“骚动和无名的怨忿”。许多名声显赫的公司也因为经济问题倒闭、破产，公司犯罪随着贪欲的日益膨胀而不断浮出水面，许多曾经被人们信赖并称颂的高管因为丑闻纷纷锒铛入狱。在过去的一年中，里加斯家族骗了艾德尔菲亚通讯公司10亿美元，世通的伯尼·埃伯斯向公司“借”了4.08亿美元，免疫克隆公司的前总裁塞缪尔·维克塞尔唆使自己的女儿和父亲利用公司的内部信息做交易，安然的前任财务运营官安德鲁·法斯拖则面临着78项指控。《商业周刊》不无气愤地说，那些自诩独立的审计师和主管哪儿去了？他们在为自己的无知辩护。

不过即使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走势下，迈克尔·戴尔的戴尔计算机公司在2002年重新从惠普手中夺回了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并在去年11月实现创纪录的季度销售额91亿美元，连续第七个季度达到或超出了公司自定的销售目标和利润目标。戴尔等幸运并且努力的经理人还是给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些许亮点。

华裔女强人

名列最佳经理人排行榜首位的是雅芳公司的总裁钟彬娴及其副手首席运营官苏珊·克罗夫。她们使雅芳公司连续3年实现每股利润两位数增长，公司代理商在去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0%。

钟彬娴1959年出生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一个中产阶级移民家庭里，父亲是出生在香港的一名建筑师，母亲来自上海，是一位化学工程师，这一背景使她抱有一种中国情结。在《商业周刊》所载的钟彬娴个人资料中，她在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一刻中这样写道：199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时，以流利的汉语向雅芳中国员工发表演讲。

钟彬娴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20岁时就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获得英语文学优等学位。之后进入布鲁明岱百货公司工作，32岁时便全面负责公司所有女装业务，在34岁时，与比她年长15岁的布鲁明岱百货公司CEO麦克·古尔德结婚现已离婚。1999年11月，雅芳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和盈利急剧下滑，致使股票猛跌了50%。此后不久，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佩林引咎辞职，由时年40岁的钟彬娴继任。钟彬娴担任CEO这一职位的第二天，雅芳的股票就上涨了23%。之后，钟彬娴在国际采购和资金周转上的确碰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她说，“自从我接管公司以来，就没有不烦心的时候。”于是，她更新了雅芳的生产线，请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作为雅芳的形象代言人，这不仅解决了雅芳在南美洲的问题，而且增加了公司收入。在内部管理上，她降低了存货周转率，把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40%，3年之中这些措施一共为公司节省了2.3亿美元的开支。到2000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额和盈利分别增长了9%和40%。在她的努力下，雅芳的股价在2002年上升了19%，而在钟彬娴接手雅芳之前，雅芳的股价平均每年都要下跌两个百分点。

曾多次入选美国商界女强人前50名的钟彬娴是雅芳公司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CEO。

为公司创造价值

《商业周刊》用最佳与最差的评选为2002年资本世界交替上演的高雅戏剧与滑稽杂耍列出了一个故事梗概，这其中当然有它自己的说法。不过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那就是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这也是经理人们在管理运作层面上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利润和盈利性都是经济行为的客观标准。而在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中，按照资本市场的评估标准，公司的资产、销售额、利润等指标又是通过其市场价值体现出来。尽管有几个方面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值表现，如按季度衡量的业务和利润增长、资产周转速度、长期投资回报信誉、市场领导地位等，但是一旦公司市值发生波动时，人们通常都会非常关注CEO的表现。杰克·韦尔奇之所以被誉为“全球第一CEO”，就是因为在他掌管通用电气的105个季度里，公司实现了季季增长的奇迹，使得通用电气至今保持全球市值第一。

这次入选的“最佳经理人”，几乎都符合这一标准。除了上面提到的迈克尔·戴尔、钟彬娴，还有来自瑞安航空公司的米歇尔·奥利瑞，主要业绩是公司上半年利润1.5亿美元超过2001年全年，净利润率高达32.5%，在欧洲市场占有率最高，市场价值高达60亿美元；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藤伟绪，他在2002年的主要业绩是使公司的股票市值达到940亿美元，超过了戴姆勒-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的总和，并且与中国、捷克和波兰签订协议建立新工厂；劳氏家居公司的罗伯特·蒂尔曼则让股价在两年内攀升了83%，等等。

而在“最差经理人”中，情况刚好相反。最“著名”的要数维旺迪环球公司的艾德加·布隆曼。早在1998年，布隆曼就做出过一个著名的愚蠢决定，把环球电影公司的有线电视台(包括美国网络公司和科幻频道)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迪勒。迪勒后来把公司重新命名为美国网络，并建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电视和互联网企业，去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46亿美元。而这一次的损失更大。在布隆曼与梅西耶达成协议时，布隆曼家族在维旺迪中的股份价值65亿美元，交易完成后，仅账面损失就达35亿美元。他不久前刚被《纽约》杂志评为“媒体业中最蠢的人”，这次又拿了个“最差经理人”，心里可能别有一番滋味。

变，还是不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再造工程、精益生产、并购重组和IT技术在传统行业的应用，企业的变革速度加快，CEO的责任从管理的职能更多地向领导变革转变。因此，如何引导变革被认为是当今CEO们所面对的最高挑战。

钟彬娴接手雅芳之后，通过更新其生产线、降低存货周转率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等手段扭转了公司不利状况；全国联合客运公司的乔·纽鲍尔成功地整合了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行动，即2001年以10亿美元收购Service Master公司的设施服务业务；赛门铁克软件公司的约翰·汤普森收购了5家以开发企业计算机安全软件为主的新兴企业，同时通过改善公司的零售渠道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个人电脑杀毒软件的需求，这些都堪称是从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和实施管理职能的典范。

不过，变革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变革总要牵涉一大堆尖锐的冲突。并且经济体的复杂程度越高，经济活动可能引发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大公司的变革尤为不易。如美国施乐公司CEO理查德·托曼就因为带领企业转型失败而辞职。愚蠢而倒霉的艾德加·布隆曼在1982年进入施格兰公司，4年后，老艾德加·布隆曼就把他内定为未来的CEO。而在当时，施格兰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马爹利、芝华士和皇家礼炮都是施格兰公司的品牌。该公司的年销量为29亿美元，其股票的年回报率高达29%。而当艾德加·布隆曼掌权后先是斥巨资收购MCA(环球制片公司的母公司)，后又有与维旺迪合并的鲁莽之举，这一切都源于他一个谈不上坏的念头：改变公司的方向，立志要做媒体巨头。直到最后，布隆曼仍坚持说，他选择的道路没有错。

一般来说，在目前这种新旧经济相互碰撞并且转轨的过程中，经理人们极易为革命性的变革所心动。自2002年6月起，戴尔也开始出击计算机周边产品、数据服务甚至IT咨询各个市场分支，新产品涉及打印机、掌上电脑以及非贴牌PC。戴尔最初的多元化举动相当隐蔽。继出售体恤衫、低价外包研发之后，戴尔于2002年6月宣布并购一家小型IT服务公司Plural。并购Plural是戴尔系列并购活动的一个信号，高端的IT服务如网络架构、存储服务、ERP均被纳入戴尔的长期发展战略。种种迹象表明，戴尔已经进入转型期。年轻的戴尔将引领公司走向怎样的变革之路，还要拭目以待。但是，正如著名的领导艺术大师约翰·科特勒指出的，多数的企业变革是失败的。面对这种情况，戴尔们难免流露出哈姆雷特似的忧郁：变还是不变？这是个问题。

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夫·伊梅尔特曾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每天都要被评估。作为诸多评估的一种，《商业周刊》的这个排名已做过很多次了。曾于2000年度入选“最佳经理人”的花旗集团董事桑迪·维尔，这次却上了“最差经理人”的榜单，而曾经两度入选最佳的泰科CEO柯兹洛斯基现在则因其恶行的曝光而臭名昭著，这颇有些风水轮流转的味道。因此看来，无论“最佳经理人”如何的最佳，完美的偶像毕竟只能存在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绝然不存在于现代商业社会之中。至于“最差经理人”，可能也仅仅是《商业周刊》同那些高薪者开的玩笑罢了。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世界就是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