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民生之本”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就业——民生之本”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为纪念“就业是民生之本”提出一周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3年9月12日举办了中国劳动就业论坛“就业——民生之本”高层研讨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出席会议。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40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与会。会议还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劳动保障报、劳动保障通讯、中国劳动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现将张小建的讲话和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张小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再就业的重视程度和工作的指导力度是不断加强的，从去年9月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到党的十六大，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今年以来，更是多次研究，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做出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年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即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入手，强调抓好再就业工作。1月份，中央专门派出了督查组，专项督查各地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3月份的“两会”将就业和社会保障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并首次将新增就业岗位作为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之一，向人民做出了庄严的承诺。3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专题研究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听取了劳动保障部、民政部的专题汇报，并确定要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来推动这项工作。3月底，中央政治局安排学习，听取了专家关于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研究的专题讲座，胡锦涛同志在学习这个讲座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做好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就业工作的方向。
第二，在抗击非典中，明确提出两手抓，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4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听取了劳动保障部的专题汇报，同意汇报中提出的建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再就业部际联系会，加强对再就业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部门协调，并提出在非典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再就业座谈会可以推迟召开，但再就业工作必须紧抓不放，要求立即发出通知，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5月初，黄菊同志就主持13个部门和国务院办公厅参加的第一次再就业工作部际联系会，对非典期间作好再就业工作做出了精心的安排。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进一步做好再就业工作。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要求6月底以前，省级、市级必须完成全部政策的制定工作，7月底以前必须把街道、社区的工作平台都要建立起来，为8月份全面实施政策作好准备。
第三，在总结上半年工作和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确必须完成就业和再就业的工作任务。7月中旬，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上半年工作和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确指出，尽管受非典等因素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的完成是有把握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注意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农民增收目标如何实现，二是就业再就业目标任务如何完成。在科学分析就业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今年计划确定的新增就业8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400万人，其中解决大龄的困难群体“4050”人员就业100万人，还有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这样的目标不变，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就业和再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研究城市和农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四，在进行充分准备后，以召开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就业再就业工作。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专门听取了劳动保障部的专题报告，根据中央的安排，确定8月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要求在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用更大精力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从5月到7月，黄菊同志先后四次率队赴重庆、湖北、河南、山西等省份开展再就业工作专题调研。在湖北省还召开了五省区的座谈会，研究解决再就业工作和政策中的难点问题，明确提出，要以召开会议为契机，促进各地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全力以赴完成今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
第五，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具体安排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和再就业的高度重视和务求抓好的决心。8月15日到16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出席了会议，90多个中央部门和单位，5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地方代表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一把手、省委副书记、主管副省长以及劳动保障厅长。各地同志反映，会议这种安排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会议共进行了一天半，胡锦涛同志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温家宝同志作了部署安排，黄菊同志作了会议总结，与会同志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交流，胡锦涛、温家宝、黄菊同志以及国务院领导成员还分别参加了小组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全面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就业是民生之本。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做好就业工作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把就业工作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任务抓紧抓好。提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强调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全面分析就业再就业形势。领导同志在谈到就业形势严峻，工作任务艰巨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这六个方面分别是总量矛盾持续加大、结构性矛盾加剧、困难群体问题凸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非典疫情加剧就业矛盾、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分析就业压力大的原因时提到，由于人口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长期存在，在经济体制继续转轨和结构调整加快的特殊时期，部分人员转换岗位和下岗失业难以避免，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就业任务相当艰巨。领导在讲话中也同时分析了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特别强调今年的非典疫情没有伤及我们经济的基本面，虽然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整个经济能够保持较快的增长；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不断推进；三是我们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制定的一系列再就业政策，效益将在7、8月以后进一步得到释放，发挥作用。
——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领导讲话中提出，一是要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以落实再就业政策为主线，以强化再就业服务为手段，以加大资金投入为保障，以帮助困难群体就业为重点，把再就业工作切实抓出成效。强调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控制失业率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加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明确解决好就业问题，既要立足当前，明确重点，采取有效措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好攻坚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发展战略，打好持久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就业工作的重大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定期研究工作，认真解决突出问题；对困难地区和企业加强指导，重点帮助；对难点问题要亲自协调，及时解决；对五项工作指标落实责任，实行政绩考核，并加强督促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建立责任制，层层抓落实，做到工作责任到位，政策落实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措施保障到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时特别强调，推进再就业工作，关键在于领导靠前指挥，组织推动得力，健全领导机制，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安排。
——增加就业和控制失业率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要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应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应把就业再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积极体现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产业、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上来。努力做到在加快发展中扩大就业，在推动内需中扩大就业，在优化结构中扩大就业，在推进开放中扩大就业。
——确定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就业岗位增加的双重目标。领导同志强调，坚持把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作为促进就业的根本途径。开发就业岗位，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结合点，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以同样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时特别提出，要紧紧盯住本地经济增长点来开展扩大就业的工作，做到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就业工作的着力点就放到哪里，再就业扶持政策就兑现到哪里。
——加大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领导同志谈到，在增长速度一定的前提下，不同产业结构对就业的贡献是很不相同的。强调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工成本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挥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大有潜力，大有可为。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并存，在吸纳就业上有独特优势。要求进一步落实推动中小企业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投融资、税收、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它们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改革力度要同就业增长保持平衡。领导同志指出，实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应成为国有企业分流富余人员的重要形式，既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又能使大多富余人员不下岗只变更劳动关系就能在辅业改制企业中转移就业。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创业和就业能力。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途径。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置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应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只要工作做得好，人口多就不会成为包袱，而会成为创造财富的宝贵资源。要求建立学习型社会和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明确要加强再就业培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换的能力，推动培训模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提高再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通过扩大国际交换，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提出国际交换的几个方面：一是要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二是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劳务输出也包括企业走出去；四是大量地吸引外商投资。要求应用这些途径来扩大我们的国际交换，尽可能多的增加就业岗位，在国际交换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我们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推进就业再就业，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方针，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确对城镇大量新成长的劳动力，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就业，鼓励大学生积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对农民进城务工要认真贯彻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宗旨。强调政府在市场就业格局下主要是实行积极就业政策，制定就业发展战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提出了几个方面具体要求：一是全面落实再就业政策，主要是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二是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三是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增强就业能力，四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内部潜力安置富余人员，五是对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在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方面，强调要充分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在财政预算中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再就业资金，并逐步形成再就业资金的制度性安排，宁可少上一些项目，少作一些安排，也要把这笔资金打足，切实作到专款专用。在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要求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再就业培训，实现就业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资源整合特别是信息资源共享逐步把各地各类劳动力市场融为一体，为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要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及公开发布系统，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及动态分析监测，建立失业预警机制，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社区开发就业和社会化管理服务作用，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就业调控体系和支持体系。讲到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系时，强调搞好社会保障和扩大就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工作，构建社会安全网的增长机制，使资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特别提到社会保障标准的确定，要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又要有利于促进就业再就业。
参加这次会议，学习中央领导讲话精神，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通过筹备会议和参加会议，深刻感受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倾心关注民生，高度重视就业的决心和意志。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抓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到召开这次再就业会议部署推进再就业工作，从新一届政府向人民公开承诺“800万”、“400万”、“100万”和“4.5%”这样一些就业目标，到层层落实责任，特别是在经历非典疫情冲击后，步步抓紧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障目标实现，都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引导全党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在实处的决心和意志，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迎难而上，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的精神和作风。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把促进就业再就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的重要性。从去年9月12日全国再就业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到今年8月15日的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应该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还特别强调“各方面的发展，都要突出增加就业岗位这个目标。”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整体发展道路的总体规划和对就业工作的战略定位，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一些地方单位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偏向的一种校正。
三是更深刻体会到新一届政府确定目标任务，落实保证措施，一抓到底，务求实效的过硬作风。就业和再就业四个指标一经确定，一诺千金。五项具体任务（增加就业岗位，加强服务，落实政策，加强资金投入，帮助困难群体），一抓到底，从部署、落实到督促检查逢会必讲，逢文必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新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制定落实政策，去年制定包括五大支柱十个方面内容的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框架，从去年底到今年，有8个部门出台了配套的文件，同时根据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操作中出现的难题，又出了15个操作性的办法。同时，31个省份、327个地市所有的贯彻中央的政策的措施，所有的配套办法、操作办法在8月全部出台。这样，形成了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完整内容和系统工程。再通过再就业工作联席会议这样的制度，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督查，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加上多种形式的宣传，形成了务求实效的保障措施体系，使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和下岗失业人员身上。
四是中央领导关于就业的讲话，不仅有战略高度，有理论深度，而且数据运用非常详熟，思路阐述非常清晰，充满着务实和创新的精神，为各级党政钻研就业问题，领导就业工作带了好头。联系到会议召开的背景，感觉既有与去年“9.12”精神的一脉相承，同时又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中央领导关于就业的这个讲话，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注民生、疏解民困的就业宣言书，又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就业工作的行动纲领，还是我们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建树。因此，我们从事就业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的学习，贯彻落实，推动我们的工作。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这个提法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同时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再就业工作会议情况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确确实实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战略部署。
对于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应该好好研究。我对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异议，这一点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上，要特别强调增长。有些制定宏观政策的领导担心一旦淡化这个口号，会削弱人们的增长意识，这是有一定考虑的，增长目标绝对不能放弃。在过去这些年，我国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但是由于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使我们在政治上能够稳定，人民收入还在提高，国家也有一定的财力去解决具体的困难。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还得靠经济增长。
中国也有这个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陷入到贫困陷阱中，增长没有潜力。由于没有经济增长，因此也就谈不到就业，好多发展中国家有这个问题，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往往就业受到的灾难最严重。而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追求技术构成的提高，注重发展前沿技术，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下，就业也就难有大的增长。它解决就业问题靠的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一种办法对解决总量不足的矛盾往往难以奏效。我国既有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后发优势，又有转轨国家利用转型、体制转变获得的增长效应。因此，总书记讲就业是最根本保障这一条是很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增长不会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也就是说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增长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有不同的就业结果，不同的就业涵义，无论是从不同发展战略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还是从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不同的就业结果，都能看到这一点。
另外，我们希望把就业目标独立地提出来，放在优先的目标单独提出来，有利于我们讨论应该选择什么模式的增长，这涉及了我们的一个发展观的转变，因为十六大讲发展要有新思路，最近我们开始制定“十一五”计划，也提出了要有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把就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无论是分享式的经济增长，经济协调式的经济增长还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均衡的经济增长，都应该体现就业的核心作用和重要地位。这也体现了总书记说的既是重大的经济任务，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就业优先”这个说法，我的看法是“就业优先”不是指城镇的就业，而是指城乡统筹的就业。提这个“就业优先”，本身可以包容经济增长。从我们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1%，同时总书记也讲到扩大内需也要靠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这说明就业优先包容经济增长，但要讲“增长优先”的话，可能不包含就业的含义。
对于就业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总书记在讲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有一段话：“不论就业弹性有什么变化，就业增长还得靠经济增长”，下面又提出就业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关系可以从我们现实的就业弹性来看，好多同志关注就业弹性问题，总的趋势是说就业弹性在下降，而且各个行业都在下降。但是分析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加以考虑。第一，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的变化方向并不一致，仍然有一些产业保持比较高的就业弹性，比如说第三产业，我们计算1991年到2001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还是0.5，象社会服务业、销售、餐饮业都达到0.7以上。经济增长能否带动就业相应增长，关键看这些产业是否有发展的潜力，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按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看，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是有继续扩大潜力的。同时，我们目前的第三产业不是新兴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是符合中国劳动力便宜比较优势的，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其增长潜力是不容怀疑的。
就业弹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对一些产业就业弹性下降这个趋势政府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变化趋势都是经济规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是负数，而且不断的负下去，肯定是经济发展规律，因为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的比重下降，尤其是劳动力的比重下降肯定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这个阶段比重下降，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和我们一些地区一度片面追求GDP，急于上大项目急于上高新技术项目是有一定关系的，也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内，一方面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加重，另一方面城镇的平均工资水平还在大幅度的上涨这样一种情况有关。因此，如果因为人为的因素，在资金价格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现劳动力价格还在上涨，一定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相互替代时出现扭曲的现象。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调整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选择，是能够改变这种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的。具体看我们的制造业，我国面向全球市场发展制造业应该说是很有潜力的。我曾经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项目，注意到外商来华投资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看中了中国劳动力便宜，因此外商投资60%—70%集中在制造业，外商的投资行为反映了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比较优势有发展潜力。从现在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大致占2%多，但增长非常快，把增长率和比重结合起来，可以算一个新增就业中的贡献率。在1988年时，外商投资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还很小，百分之一点几到二点几的样子，到了2001年已经提高到18.4%，外商投资城镇的贡献率达到24%，也就是说虽然比重还低，但增长速度非常快，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继续增长，特别是外向型的。总的看，我国有很大的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潜力。
陈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研究员）：
关于对“就业是民生之本”的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是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其他所有要素在不需要政策援助的情况下是没有生存危机的，只有创造的财富能不能进行充分涌流的问题。不论一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唯有劳动这个要素注定有一部分是不能从按要素进行分配的简单竞争中获得充分资源的，今后，市场经济改革在十六大所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时，劳动这个要素也需要政府和政策给予关注。
二是“就业是民生之本”指的是打破小农经济，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20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那个阶段，土地是民生之本，让农民和土地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的日子就能过下去了，不进行土地改革，不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就要崩溃了。现在正好相反，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到城市去就业，全世界的就业都是这个含义，不指小农经济男耕女织，指的就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个过程是老百姓的生存之道，也是在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得以持续进行的根本。
三是就业是和谐之本。十六大报告中，有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和对外交往六个非常重大的方面都讲了和谐。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我们要处理所有人、政治、经济利益、国际交往和自然界之间的诸多关系，都要讲究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和谐。全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矛盾、利益矛盾、民族矛盾，都和就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就业这个矛盾不得到较好地解决，所有的其他关系都不能协调。这就说明没有就业这个本，什么和谐也没有。
关于对政策的看法，我认为现阶段的政策就是要有针对性，希望劳动保障部门要突出研究几个问题。
首先，不能光看多少人没有工作，要看多少人新增加了工作。我在给总理汇报中提到在过去连续四年中，每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增加超过800万，2002年增加了930万。照这样的规模，10年就业人员总数要增加接近1亿人，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压力。问题的严峻在于几个有针对性的地方，一是一些特定区域就是总书记讲的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说如果当地的登记失业人员加上下岗职工超过7%，中央政府就在低保上负责2个百分点；如超过9%，中央政府就在低保上负责4个百分点，这样做很清楚也很明确，在这些地区有利于操作，实际上中央掏钱并不多，就因为局部地区不能够承受失业率高到10%、12%、15%的能力，而中央政府将高于平均数的部分包下来，解决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实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困难。二是对特困群体兜底的部分，加大政策力度，提高这部分领取低保的人的实际福利水平。比如一个人领300元低保，又出去找工作，那么，他若一星期工作10小时，按每小时6元最低工资，我们政府就按他实际工作的小时数，每小时多补他2元钱，因为领取低保的人数很有限，而且他们申报的劳动时间也很有限，直接让他们得到好处，这样的操作既实际又有效，还有效地将社会矛盾最尖锐的群体化解了。
其次，提高就业岗位的流动性。很多材料都讲到如何在2400万人中分配1200万个工作，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现在全社会就业总人数为2.8亿，我们不要让3个人去争2个工作岗位，要让30个人去争28个工作岗位，全社会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供求对比关系是一样的，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要大大缓解了。因此，我们要努力地提高就业岗位的流动性，而不要固化就业岗位。
第三，政府援助下的劳动力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是一个好政策。让1400万人中有一部分劳动竞争能力已经弱化的劳动者退出就业岗位，政府给予补偿，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保护。现在不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各尽所能，不应该维持过高的社会劳动参与率，不是说一个人有多大劳动能力，有多大积极性都应努力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我认为政府援助下的劳动力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不失为当前合理、必要、良性的再就业好政策。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对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认识。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多年来对就业问题非常深刻的阐述。就业是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家正在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社会，就业是一大难题。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一生无非就是两件事情——成家、立业。就业的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一种是为生存的就业，一种是为体面的就业，第三种是食利者阶层不需要就业。如果一个社会出现很大的食利者阶层，他们不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这对社会是有害的，原因是他和社会的主体价值观逐渐就会分离开来。从这点看，就业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第二，对就业问题的想法。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异常复杂、就业局面显示多元化的特点。虽然在就业问题上统计数字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数字不能反映真实问题。比如说我国的“隐形就业”很普遍，如果问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都会说自己没有工作，但如果问到他的生活消费，他就会抱怨自己的生活消费很大，如果给他算一笔账，房子、孩子、水电加起来会是一笔很大的消费，再追问这样大的消费怎样解决呢？他会说我有自己的办法呀！我在外面做零工挣钱等等，这样一看实际他是就业的。所以，在我国就业比较复杂，人们传统认为，我的档案在一个单位，单位给我劳保，我属于这个单位的人，这样才叫就业，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就是失业。在统计数据中，一方面是隐形就业，另一方面是隐形失业，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确切的就业和失业人数。具体说来，目前是四大人口的失业问题，一是下岗失业人员，人数虽不多，但对社会稳定影响大；二是进城农民工，数量非常巨大，他们聚集在城市的很多地区，在一些地方他们自己扩展违章建筑、甚至扩展违章街道，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正当职业；第三部分是青年人，近几年比较突出，年轻人有一个较高的就业期望值，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值，他就不去就业，靠父母生活，这部分人不构成失业主体，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很大；第四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很少，但影响力很大。
第三，非正规就业。如果把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算在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没有正规劳动合同，没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一系列保障体系。有时非正规就业和违规就业分不清楚，我在北京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农民工在北京周边租个破房子做豆腐，质量当然不能保证，但价格很便宜。他们肯定不符合卫生法的要求，但如果把他们驱散他们就又变成了失业群体，失业后他们没有生路，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情。如果城市里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的就业状况，那我们就要重新思考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了。
最后，关于怎样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老百姓的创造性很强，如果把农民和外出农民算在内的话，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就业机会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政府的政策引导可能在宏观上有一些作用，但希望让政府去包揽所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恐怕没有这个能力。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恐怕不能用太规范的思维去考虑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总数高达7.4亿人，没有哪个政府能够提供这样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主要还是应考虑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使每一个人都有自谋职业的机会。
葛延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研究员）：
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这是未来解决就业和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世界发展首脑大会提出：“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模式”，也就说在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上偏向任何一方都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
关于特殊行业、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受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在旧体制下受保护的特殊群体等等，如果这些地方、这些群体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他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应受到特殊关注。再有就是农民工的问题，这和就业总量、就业结构有关系，也和其他很多改革调整之后的政策有关系，很典型的如户籍制度，这些政策对这些群体就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改革中要重视相关政策的调整。
关于重视就业质量，特别是劳资关系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就业质量比较低，特别是劳资关系问题突出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不够，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重视就业，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就业质量，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和谐问题。
关于重视就业有关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的协调。一要协调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这个关系比较复杂，如果搞得好会形成良性的互动，搞不好会形成恶性循环。我认为，现在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是建立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基础上的扩大，而现在一部分人的扩大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基础上的，这不仅本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且对就业的影响也很大。财富向富人过分集中，导致整个社会需求不足，那整个经济就很难快速稳定发展，这样对就业的影响就很突出。反过来，很多人没有工作，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矛盾。所以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要和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政策统筹考虑。二是要处理好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政策协调。到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总体上还不足以解决和就业有关的矛盾。针对中国的特点，总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必须要有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予以衔接，确保这部分人的生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和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就业也就没有社会保险，那些没有的群体需要其他的制度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调整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既要让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可持续，又能较好地解决就业导致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要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
关于强化公共部门发展，扩大就业。我研究了美国的就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总人口占全社会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欧洲要更高一些，占到四分之一强。而我国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总量大概占城镇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强，如果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我们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总量实际上是相当低的。这些年来，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提出机关事业单位过分膨胀、人员过多、财政压力过大，应该精简。这个问题要看从哪个角度讲，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自身的效率问题，一些部门、一些人员光靠政府拿钱养着，不做事情，确实是多了。但若考虑到长期发展问题，我们的公共部门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一方面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职能，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我认为，公共部门如何改革，社会事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应该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关于促进就业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就业是谋生的手段，“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是符合内在逻辑的。2002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这一重要命题，我认为其感情的力量远远胜过逻辑的力量。因为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长时间不能很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贫困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关心就业成为当前执政党最大的政治问题，狠抓就业这个民生之本成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今年“七一”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我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与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一致的。
关于促进就业到底应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我非常同意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在宏观调控体系位置中的定义：“基本的优先目标之一”，这是非常准确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次讲话也体现了这样的内容和精神，不忘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放在首位。我认为，目前就业在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中的位置是比较合理的，关键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加大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和发展战略对扩大就业的作用，只有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解决问题，才能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做得更好。
关于未来就业工作的重点。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就业问题，既要关心中国目前就业总量不足，更要关心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都不是就业机会不够的问题，而是就业不公平、下岗不公平、待遇不公平的问题。在未来促进就业的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就业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形成高度关注促进就业和实现公平就业的良好的环境，要制度化和法制化。
目前，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着“四轻四重”——对城镇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关注农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力度，对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非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普通人员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对就业岗位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就业环境关注的力度。今年的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朝纠正“四轻四重”、实现平衡的方面又前进了一步，比如在原来四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扩大。
王延中（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研究员）：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六个重要方面的关系，虽然就业和社会保障关系总书记没有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直接点出来，但他却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把它放在后面几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谈。从宏观上讲，就业是社会最好的保障，所以促进就业就是促进保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就业就等于保障。毕竟有一部分人口不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对这部分人口和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障，所以说就业是最大的保障，也是提供最大保障的经济基础。
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相辅相成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意义，不仅仅是收入上的含义。如果说就业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么社会保障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在经济现代化的初期，在大部分人口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情况下，就制定一些非常标准的、规范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积极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一种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对那些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弱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目的是使他们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以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和缓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积极就业政策也是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种补充和矫正。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如购买就业岗位、大型工程、收入补偿、培训、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的政策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国家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不应简单的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应用到各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关注区域性和资源枯竭地区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问题。
在中国如何实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何和西方国家相区别，值得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在经济很发达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满足固化的劳动力市场，让那些在劳动力市场没有竞争力的劳动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来。而中国恰恰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里。中国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和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只能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补充性的措施，而不能作为劳动力市场主要的措施。现在中国还处于实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初级阶段，加强对各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估，为下一步加强和完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是很有价值的。
杨河清（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想主要谈谈金融与就业的问题。就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反过来，经济发展的很多因素又会影响就业。就业是很多经济变量的函数，因此，研究就业问题，一定要考虑宏观经济的各有关方面。例如，金融政策与就业就有很大的关联性。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说明通胀与失业的关联性的。最近央行将准备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1500亿存款货币被冻结了。同时，由于货币乘数的缩减效应，准备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又会使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大大减少，估计至少又要减少几百亿货币供给。因此，将会有2000亿以上的货币资金不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发挥作用。这对就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参照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增加100万就业岗位这一标准，那么，此次银行准备率的上升，就业岗位的创造将有很大的减少，粗略的估算少则100万，多则将达到200万。在通缩与通胀处于微妙平衡的状态下，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转向对通胀的提前预防，我认为至少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说明就业问题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劳动保障部门应建立起和央行的意见沟通体制。劳动保障部门关于就业方面的意见应成为货币政策变动时的重要参考。
在金融对就业的影响方面我国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上升压力。政府已经决定近期不会大幅度上调汇率，但汇率承受着来自市场的相当大的压力。从表面原因来看，汇率上升的压力是相关国家的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累积结果对汇率变动提出了要求。近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汇率变动不大。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上升将主要透过两个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一是外资投入的减少，这会使外资企业对我国就业贡献度迅速上升的态势终止；二是出口的减少，我国出口产品的大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出口的下降对就业的打击将很大。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出几套预测结果和对策供政府决策时参考。
宋晓梧（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的就业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就业有其特殊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过程，而中国当前不仅面临工业化问题，正在由农业大国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同时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样，劳动力资源由原先的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调整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就业问题尤其复杂。能否解决好就业问题，对顺利实现这两个转变影响很大。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符合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要求的。
对于我国的就业问题，我觉得应当强调一点，那就是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消除行政分割和过度行政干预，从而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例如，我国一些行政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收入过高，远远大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这种情况不利于扩大就业。因此。要通过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打破传统的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促进就业。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什么中央把就业摆在如此的高度？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就业与社会稳定有关。就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就业质量主要是就业的环境和劳动关系。这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更替或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就业的某个方面恶化造成的。
目前，我觉得应该高度关注我国的就业质量。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劳动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的关系作过研究，但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影响就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劳动力供给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可能低于市场均衡工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会降低就业，可能还会增加就业。
我建议，在关注就业总量的同时，还应该同时关注劳动关系问题，只有关注就业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
刘浩（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巡视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提法很好，也很重要。城镇居民80%的收入、农村居民90%的收入都是工薪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没有就业，广大群众就没有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纪念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周年，促使我们对发展观、改革观和分配观进行反思：发展政策是否应从强调GDP增长转为促进就业等均衡性的全面发展，改革政策是否应更多考虑广大职工群众的承受力，并把主要矛头对准体制弊端，分配政策是否应更多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会均等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要解决这一问题，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给予劳动者获取工薪收入的机会是基本前提。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的GDP增长并不一定能扩大就业，GDP增长能否带动就业增加还要取决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我觉得，我们还应把促进就业的着眼点从经济发展领域扩大到体制改革领域。比如，现在商品供给比较丰富了，但广大群众反映：在教育、医疗、交通、供电、供气等方面仍有诸多不便，关键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度不够，没有形成市场竞争的动力机制。实际上，群众需要就是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但许多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事业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保护自己的下属获得市场独占的超额利润，就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客观上造成优质服务的供应短缺，阻碍了其他行业或民间资金的进入，影响了社会扩大就业。今天有不少专家讲到劳动就业领域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很多都是因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不能搞行政命令，也不能套用西方国家缩短工时等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国家竞争力的做法，而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改革与发展并重的方针来实践“就业是民生之本”重要思想。同时，各级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就业投入力度，支持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莫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就业，对民生之本的认识程度相当之高。民生问题已经扩展到城市的就业问题，民生问题是“成家”和“立业”的问题，这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的问题，我们已经走到了现在注重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物质基础得到极大加强。现在提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体会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而民生之本就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就业问题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问题。老百姓有了就业，他们就有了收入，有了生存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对民生之本最重要的认识。
下岗职工转变观念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次总书记和总理都谈到了下岗职工转变观念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是比较反对提出转变观念问题的，因为当时我们支持下岗职工观念转变的政策不够。现在，我们可以赞成这个观点了，一是中央已经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1个政策8个配套文件，今年又有新的操作性文件出台，政策还有新的突破。在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是可以大力提倡转变就业观念的。二是现在增加就业岗位更多是在私营部门，更多是通过市场、通过创业来增加就业岗位的，这的确需要下岗职工转变观念。三是下一步面临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情况，也需要劳动者全面转变观念，而转变观念主要是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农民工没有转变观念的问题，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也没有转变观念的问题，主要是国有经济这一块转变观念的问题。
（刘军、贾红梅、李宏、廖骏 整理）
为纪念“就业是民生之本”提出一周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3年9月12日举办了中国劳动就业论坛“就业——民生之本”高层研讨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出席会议。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40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与会。会议还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劳动保障报、劳动保障通讯、中国劳动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现将张小建的讲话和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张小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再就业的重视程度和工作的指导力度是不断加强的，从去年9月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到党的十六大，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今年以来，更是多次研究，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做出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年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即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入手，强调抓好再就业工作。1月份，中央专门派出了督查组，专项督查各地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3月份的“两会”将就业和社会保障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并首次将新增就业岗位作为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之一，向人民做出了庄严的承诺。3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专题研究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听取了劳动保障部、民政部的专题汇报，并确定要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来推动这项工作。3月底，中央政治局安排学习，听取了专家关于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研究的专题讲座，胡锦涛同志在学习这个讲座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做好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就业工作的方向。
第二，在抗击非典中，明确提出两手抓，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4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听取了劳动保障部的专题汇报，同意汇报中提出的建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再就业部际联系会，加强对再就业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部门协调，并提出在非典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再就业座谈会可以推迟召开，但再就业工作必须紧抓不放，要求立即发出通知，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5月初，黄菊同志就主持13个部门和国务院办公厅参加的第一次再就业工作部际联系会，对非典期间作好再就业工作做出了精心的安排。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进一步做好再就业工作。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要求6月底以前，省级、市级必须完成全部政策的制定工作，7月底以前必须把街道、社区的工作平台都要建立起来，为8月份全面实施政策作好准备。
第三，在总结上半年工作和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确必须完成就业和再就业的工作任务。7月中旬，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上半年工作和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确指出，尽管受非典等因素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的完成是有把握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注意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农民增收目标如何实现，二是就业再就业目标任务如何完成。在科学分析就业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今年计划确定的新增就业8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400万人，其中解决大龄的困难群体“4050”人员就业100万人，还有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这样的目标不变，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就业和再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研究城市和农村的就业问题，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四，在进行充分准备后，以召开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就业再就业工作。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专门听取了劳动保障部的专题报告，根据中央的安排，确定8月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要求在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用更大精力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从5月到7月，黄菊同志先后四次率队赴重庆、湖北、河南、山西等省份开展再就业工作专题调研。在湖北省还召开了五省区的座谈会，研究解决再就业工作和政策中的难点问题，明确提出，要以召开会议为契机，促进各地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全力以赴完成今年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
第五，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具体安排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和再就业的高度重视和务求抓好的决心。8月15日到16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出席了会议，90多个中央部门和单位，5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地方代表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一把手、省委副书记、主管副省长以及劳动保障厅长。各地同志反映，会议这种安排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会议共进行了一天半，胡锦涛同志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温家宝同志作了部署安排，黄菊同志作了会议总结，与会同志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交流，胡锦涛、温家宝、黄菊同志以及国务院领导成员还分别参加了小组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全面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就业是民生之本。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做好就业工作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把就业工作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任务抓紧抓好。提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强调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全面分析就业再就业形势。领导同志在谈到就业形势严峻，工作任务艰巨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这六个方面分别是总量矛盾持续加大、结构性矛盾加剧、困难群体问题凸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非典疫情加剧就业矛盾、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分析就业压力大的原因时提到，由于人口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长期存在，在经济体制继续转轨和结构调整加快的特殊时期，部分人员转换岗位和下岗失业难以避免，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就业任务相当艰巨。领导在讲话中也同时分析了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特别强调今年的非典疫情没有伤及我们经济的基本面，虽然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整个经济能够保持较快的增长；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不断推进；三是我们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制定的一系列再就业政策，效益将在7、8月以后进一步得到释放，发挥作用。
——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领导讲话中提出，一是要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以落实再就业政策为主线，以强化再就业服务为手段，以加大资金投入为保障，以帮助困难群体就业为重点，把再就业工作切实抓出成效。强调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控制失业率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加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明确解决好就业问题，既要立足当前，明确重点，采取有效措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好攻坚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发展战略，打好持久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就业工作的重大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定期研究工作，认真解决突出问题；对困难地区和企业加强指导，重点帮助；对难点问题要亲自协调，及时解决；对五项工作指标落实责任，实行政绩考核，并加强督促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建立责任制，层层抓落实，做到工作责任到位，政策落实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措施保障到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时特别强调，推进再就业工作，关键在于领导靠前指挥，组织推动得力，健全领导机制，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安排。
——增加就业和控制失业率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要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应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应把就业再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积极体现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产业、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上来。努力做到在加快发展中扩大就业，在推动内需中扩大就业，在优化结构中扩大就业，在推进开放中扩大就业。
——确定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就业岗位增加的双重目标。领导同志强调，坚持把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作为促进就业的根本途径。开发就业岗位，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结合点，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以同样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时特别提出，要紧紧盯住本地经济增长点来开展扩大就业的工作，做到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就业工作的着力点就放到哪里，再就业扶持政策就兑现到哪里。
——加大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领导同志谈到，在增长速度一定的前提下，不同产业结构对就业的贡献是很不相同的。强调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工成本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挥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大有潜力，大有可为。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并存，在吸纳就业上有独特优势。要求进一步落实推动中小企业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投融资、税收、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它们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改革力度要同就业增长保持平衡。领导同志指出，实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应成为国有企业分流富余人员的重要形式，既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又能使大多富余人员不下岗只变更劳动关系就能在辅业改制企业中转移就业。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创业和就业能力。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途径。解决就业问题，不应是一个被动安置现有劳动人口的过程，而应是一个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只要工作做得好，人口多就不会成为包袱，而会成为创造财富的宝贵资源。要求建立学习型社会和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明确要加强再就业培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换的能力，推动培训模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提高再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通过扩大国际交换，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就业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把就业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国际交换，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争取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到我国来。提出国际交换的几个方面：一是要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二是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的市场；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劳务输出也包括企业走出去；四是大量地吸引外商投资。要求应用这些途径来扩大我们的国际交换，尽可能多的增加就业岗位，在国际交换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提出，我们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推进就业再就业，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方针，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确对城镇大量新成长的劳动力，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就业，鼓励大学生积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对农民进城务工要认真贯彻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宗旨。强调政府在市场就业格局下主要是实行积极就业政策，制定就业发展战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提出了几个方面具体要求：一是全面落实再就业政策，主要是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二是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三是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增强就业能力，四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内部潜力安置富余人员，五是对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在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方面，强调要充分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在财政预算中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再就业资金，并逐步形成再就业资金的制度性安排，宁可少上一些项目，少作一些安排，也要把这笔资金打足，切实作到专款专用。在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要求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再就业培训，实现就业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资源整合特别是信息资源共享逐步把各地各类劳动力市场融为一体，为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要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及公开发布系统，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及动态分析监测，建立失业预警机制，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社区开发就业和社会化管理服务作用，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就业调控体系和支持体系。讲到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系时，强调搞好社会保障和扩大就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工作，构建社会安全网的增长机制，使资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特别提到社会保障标准的确定，要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又要有利于促进就业再就业。
参加这次会议，学习中央领导讲话精神，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通过筹备会议和参加会议，深刻感受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倾心关注民生，高度重视就业的决心和意志。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抓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到召开这次再就业会议部署推进再就业工作，从新一届政府向人民公开承诺“800万”、“400万”、“100万”和“4.5%”这样一些就业目标，到层层落实责任，特别是在经历非典疫情冲击后，步步抓紧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障目标实现，都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引导全党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在实处的决心和意志，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迎难而上，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的精神和作风。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把促进就业再就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的重要性。从去年9月12日全国再就业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到今年8月15日的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政策，应该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还特别强调“各方面的发展，都要突出增加就业岗位这个目标。”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整体发展道路的总体规划和对就业工作的战略定位，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一些地方单位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偏向的一种校正。
三是更深刻体会到新一届政府确定目标任务，落实保证措施，一抓到底，务求实效的过硬作风。就业和再就业四个指标一经确定，一诺千金。五项具体任务（增加就业岗位，加强服务，落实政策，加强资金投入，帮助困难群体），一抓到底，从部署、落实到督促检查逢会必讲，逢文必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新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制定落实政策，去年制定包括五大支柱十个方面内容的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框架，从去年底到今年，有8个部门出台了配套的文件，同时根据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操作中出现的难题，又出了15个操作性的办法。同时，31个省份、327个地市所有的贯彻中央的政策的措施，所有的配套办法、操作办法在8月全部出台。这样，形成了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完整内容和系统工程。再通过再就业工作联席会议这样的制度，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督查，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加上多种形式的宣传，形成了务求实效的保障措施体系，使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和下岗失业人员身上。
四是中央领导关于就业的讲话，不仅有战略高度，有理论深度，而且数据运用非常详熟，思路阐述非常清晰，充满着务实和创新的精神，为各级党政钻研就业问题，领导就业工作带了好头。联系到会议召开的背景，感觉既有与去年“9.12”精神的一脉相承，同时又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中央领导关于就业的这个讲话，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注民生、疏解民困的就业宣言书，又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就业工作的行动纲领，还是我们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建树。因此，我们从事就业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的学习，贯彻落实，推动我们的工作。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这个提法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同时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再就业工作会议情况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确确实实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战略部署。
对于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应该好好研究。我对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异议，这一点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上，要特别强调增长。有些制定宏观政策的领导担心一旦淡化这个口号，会削弱人们的增长意识，这是有一定考虑的，增长目标绝对不能放弃。在过去这些年，我国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但是由于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使我们在政治上能够稳定，人民收入还在提高，国家也有一定的财力去解决具体的困难。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还得靠经济增长。
中国也有这个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陷入到贫困陷阱中，增长没有潜力。由于没有经济增长，因此也就谈不到就业，好多发展中国家有这个问题，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往往就业受到的灾难最严重。而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追求技术构成的提高，注重发展前沿技术，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下，就业也就难有大的增长。它解决就业问题靠的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一种办法对解决总量不足的矛盾往往难以奏效。我国既有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后发优势，又有转轨国家利用转型、体制转变获得的增长效应。因此，总书记讲就业是最根本保障这一条是很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增长不会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也就是说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增长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有不同的就业结果，不同的就业涵义，无论是从不同发展战略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还是从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不同的就业结果，都能看到这一点。
另外，我们希望把就业目标独立地提出来，放在优先的目标单独提出来，有利于我们讨论应该选择什么模式的增长，这涉及了我们的一个发展观的转变，因为十六大讲发展要有新思路，最近我们开始制定“十一五”计划，也提出了要有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把就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无论是分享式的经济增长，经济协调式的经济增长还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均衡的经济增长，都应该体现就业的核心作用和重要地位。这也体现了总书记说的既是重大的经济任务，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就业优先”这个说法，我的看法是“就业优先”不是指城镇的就业，而是指城乡统筹的就业。提这个“就业优先”，本身可以包容经济增长。从我们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1%，同时总书记也讲到扩大内需也要靠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这说明就业优先包容经济增长，但要讲“增长优先”的话，可能不包含就业的含义。
对于就业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总书记在讲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有一段话：“不论就业弹性有什么变化，就业增长还得靠经济增长”，下面又提出就业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关系可以从我们现实的就业弹性来看，好多同志关注就业弹性问题，总的趋势是说就业弹性在下降，而且各个行业都在下降。但是分析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加以考虑。第一，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的变化方向并不一致，仍然有一些产业保持比较高的就业弹性，比如说第三产业，我们计算1991年到2001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还是0.5，象社会服务业、销售、餐饮业都达到0.7以上。经济增长能否带动就业相应增长，关键看这些产业是否有发展的潜力，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按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看，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是有继续扩大潜力的。同时，我们目前的第三产业不是新兴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是符合中国劳动力便宜比较优势的，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其增长潜力是不容怀疑的。
就业弹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对一些产业就业弹性下降这个趋势政府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变化趋势都是经济规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是负数，而且不断的负下去，肯定是经济发展规律，因为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的比重下降，尤其是劳动力的比重下降肯定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这个阶段比重下降，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和我们一些地区一度片面追求GDP，急于上大项目急于上高新技术项目是有一定关系的，也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内，一方面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加重，另一方面城镇的平均工资水平还在大幅度的上涨这样一种情况有关。因此，如果因为人为的因素，在资金价格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现劳动力价格还在上涨，一定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相互替代时出现扭曲的现象。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调整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选择，是能够改变这种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的。具体看我们的制造业，我国面向全球市场发展制造业应该说是很有潜力的。我曾经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项目，注意到外商来华投资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看中了中国劳动力便宜，因此外商投资60%—70%集中在制造业，外商的投资行为反映了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比较优势有发展潜力。从现在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大致占2%多，但增长非常快，把增长率和比重结合起来，可以算一个新增就业中的贡献率。在1988年时，外商投资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还很小，百分之一点几到二点几的样子，到了2001年已经提高到18.4%，外商投资城镇的贡献率达到24%，也就是说虽然比重还低，但增长速度非常快，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继续增长，特别是外向型的。总的看，我国有很大的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的潜力。
陈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研究员）：
关于对“就业是民生之本”的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是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其他所有要素在不需要政策援助的情况下是没有生存危机的，只有创造的财富能不能进行充分涌流的问题。不论一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唯有劳动这个要素注定有一部分是不能从按要素进行分配的简单竞争中获得充分资源的，今后，市场经济改革在十六大所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时，劳动这个要素也需要政府和政策给予关注。
二是“就业是民生之本”指的是打破小农经济，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20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那个阶段，土地是民生之本，让农民和土地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的日子就能过下去了，不进行土地改革，不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就要崩溃了。现在正好相反，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到城市去就业，全世界的就业都是这个含义，不指小农经济男耕女织，指的就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个过程是老百姓的生存之道，也是在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得以持续进行的根本。
三是就业是和谐之本。十六大报告中，有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和对外交往六个非常重大的方面都讲了和谐。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我们要处理所有人、政治、经济利益、国际交往和自然界之间的诸多关系，都要讲究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和谐。全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矛盾、利益矛盾、民族矛盾，都和就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就业这个矛盾不得到较好地解决，所有的其他关系都不能协调。这就说明没有就业这个本，什么和谐也没有。
关于对政策的看法，我认为现阶段的政策就是要有针对性，希望劳动保障部门要突出研究几个问题。
首先，不能光看多少人没有工作，要看多少人新增加了工作。我在给总理汇报中提到在过去连续四年中，每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增加超过800万，2002年增加了930万。照这样的规模，10年就业人员总数要增加接近1亿人，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压力。问题的严峻在于几个有针对性的地方，一是一些特定区域就是总书记讲的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说如果当地的登记失业人员加上下岗职工超过7%，中央政府就在低保上负责2个百分点；如超过9%，中央政府就在低保上负责4个百分点，这样做很清楚也很明确，在这些地区有利于操作，实际上中央掏钱并不多，就因为局部地区不能够承受失业率高到10%、12%、15%的能力，而中央政府将高于平均数的部分包下来，解决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实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困难。二是对特困群体兜底的部分，加大政策力度，提高这部分领取低保的人的实际福利水平。比如一个人领300元低保，又出去找工作，那么，他若一星期工作10小时，按每小时6元最低工资，我们政府就按他实际工作的小时数，每小时多补他2元钱，因为领取低保的人数很有限，而且他们申报的劳动时间也很有限，直接让他们得到好处，这样的操作既实际又有效，还有效地将社会矛盾最尖锐的群体化解了。
其次，提高就业岗位的流动性。很多材料都讲到如何在2400万人中分配1200万个工作，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现在全社会就业总人数为2.8亿，我们不要让3个人去争2个工作岗位，要让30个人去争28个工作岗位，全社会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供求对比关系是一样的，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要大大缓解了。因此，我们要努力地提高就业岗位的流动性，而不要固化就业岗位。
第三，政府援助下的劳动力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是一个好政策。让1400万人中有一部分劳动竞争能力已经弱化的劳动者退出就业岗位，政府给予补偿，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保护。现在不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各尽所能，不应该维持过高的社会劳动参与率，不是说一个人有多大劳动能力，有多大积极性都应努力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我认为政府援助下的劳动力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不失为当前合理、必要、良性的再就业好政策。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对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认识。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多年来对就业问题非常深刻的阐述。就业是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家正在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社会，就业是一大难题。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一生无非就是两件事情——成家、立业。就业的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一种是为生存的就业，一种是为体面的就业，第三种是食利者阶层不需要就业。如果一个社会出现很大的食利者阶层，他们不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这对社会是有害的，原因是他和社会的主体价值观逐渐就会分离开来。从这点看，就业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第二，对就业问题的想法。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异常复杂、就业局面显示多元化的特点。虽然在就业问题上统计数字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数字不能反映真实问题。比如说我国的“隐形就业”很普遍，如果问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都会说自己没有工作，但如果问到他的生活消费，他就会抱怨自己的生活消费很大，如果给他算一笔账，房子、孩子、水电加起来会是一笔很大的消费，再追问这样大的消费怎样解决呢？他会说我有自己的办法呀！我在外面做零工挣钱等等，这样一看实际他是就业的。所以，在我国就业比较复杂，人们传统认为，我的档案在一个单位，单位给我劳保，我属于这个单位的人，这样才叫就业，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就是失业。在统计数据中，一方面是隐形就业，另一方面是隐形失业，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确切的就业和失业人数。具体说来，目前是四大人口的失业问题，一是下岗失业人员，人数虽不多，但对社会稳定影响大；二是进城农民工，数量非常巨大，他们聚集在城市的很多地区，在一些地方他们自己扩展违章建筑、甚至扩展违章街道，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正当职业；第三部分是青年人，近几年比较突出，年轻人有一个较高的就业期望值，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值，他就不去就业，靠父母生活，这部分人不构成失业主体，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很大；第四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很少，但影响力很大。
第三，非正规就业。如果把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算在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没有正规劳动合同，没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一系列保障体系。有时非正规就业和违规就业分不清楚，我在北京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农民工在北京周边租个破房子做豆腐，质量当然不能保证，但价格很便宜。他们肯定不符合卫生法的要求，但如果把他们驱散他们就又变成了失业群体，失业后他们没有生路，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情。如果城市里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的就业状况，那我们就要重新思考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了。
最后，关于怎样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老百姓的创造性很强，如果把农民和外出农民算在内的话，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就业机会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政府的政策引导可能在宏观上有一些作用，但希望让政府去包揽所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恐怕没有这个能力。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恐怕不能用太规范的思维去考虑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总数高达7.4亿人，没有哪个政府能够提供这样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主要还是应考虑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使每一个人都有自谋职业的机会。
葛延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研究员）：
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这是未来解决就业和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世界发展首脑大会提出：“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模式”，也就说在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上偏向任何一方都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
关于特殊行业、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受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在旧体制下受保护的特殊群体等等，如果这些地方、这些群体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他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应受到特殊关注。再有就是农民工的问题，这和就业总量、就业结构有关系，也和其他很多改革调整之后的政策有关系，很典型的如户籍制度，这些政策对这些群体就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改革中要重视相关政策的调整。
关于重视就业质量，特别是劳资关系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就业质量比较低，特别是劳资关系问题突出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不够，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重视就业，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就业质量，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和谐问题。
关于重视就业有关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的协调。一要协调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这个关系比较复杂，如果搞得好会形成良性的互动，搞不好会形成恶性循环。我认为，现在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是建立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基础上的扩大，而现在一部分人的扩大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基础上的，这不仅本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且对就业的影响也很大。财富向富人过分集中，导致整个社会需求不足，那整个经济就很难快速稳定发展，这样对就业的影响就很突出。反过来，很多人没有工作，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矛盾。所以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要和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政策统筹考虑。二是要处理好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政策协调。到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总体上还不足以解决和就业有关的矛盾。针对中国的特点，总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必须要有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予以衔接，确保这部分人的生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和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就业也就没有社会保险，那些没有的群体需要其他的制度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调整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既要让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可持续，又能较好地解决就业导致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要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
关于强化公共部门发展，扩大就业。我研究了美国的就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总人口占全社会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欧洲要更高一些，占到四分之一强。而我国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总量大概占城镇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强，如果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我们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总量实际上是相当低的。这些年来，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提出机关事业单位过分膨胀、人员过多、财政压力过大，应该精简。这个问题要看从哪个角度讲，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自身的效率问题，一些部门、一些人员光靠政府拿钱养着，不做事情，确实是多了。但若考虑到长期发展问题，我们的公共部门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一方面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职能，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我认为，公共部门如何改革，社会事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应该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关于促进就业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就业是谋生的手段，“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是符合内在逻辑的。2002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这一重要命题，我认为其感情的力量远远胜过逻辑的力量。因为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长时间不能很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贫困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关心就业成为当前执政党最大的政治问题，狠抓就业这个民生之本成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今年“七一”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我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与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一致的。
关于促进就业到底应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我非常同意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在宏观调控体系位置中的定义：“基本的优先目标之一”，这是非常准确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次讲话也体现了这样的内容和精神，不忘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放在首位。我认为，目前就业在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中的位置是比较合理的，关键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加大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和发展战略对扩大就业的作用，只有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解决问题，才能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做得更好。
关于未来就业工作的重点。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就业问题，既要关心中国目前就业总量不足，更要关心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都不是就业机会不够的问题，而是就业不公平、下岗不公平、待遇不公平的问题。在未来促进就业的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就业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形成高度关注促进就业和实现公平就业的良好的环境，要制度化和法制化。
目前，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着“四轻四重”——对城镇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关注农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力度，对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非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普通人员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对就业岗位关注的力度远远重于对就业环境关注的力度。今年的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朝纠正“四轻四重”、实现平衡的方面又前进了一步，比如在原来四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扩大。
王延中（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研究员）：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六个重要方面的关系，虽然就业和社会保障关系总书记没有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直接点出来，但他却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把它放在后面几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谈。从宏观上讲，就业是社会最好的保障，所以促进就业就是促进保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就业就等于保障。毕竟有一部分人口不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对这部分人口和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障，所以说就业是最大的保障，也是提供最大保障的经济基础。
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相辅相成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意义，不仅仅是收入上的含义。如果说就业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么社会保障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在经济现代化的初期，在大部分人口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情况下，就制定一些非常标准的、规范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积极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一种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对那些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弱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目的是使他们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以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和缓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积极就业政策也是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种补充和矫正。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如购买就业岗位、大型工程、收入补偿、培训、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的政策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国家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不应简单的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应用到各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关注区域性和资源枯竭地区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问题。
在中国如何实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何和西方国家相区别，值得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在经济很发达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满足固化的劳动力市场，让那些在劳动力市场没有竞争力的劳动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来。而中国恰恰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里。中国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和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只能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补充性的措施，而不能作为劳动力市场主要的措施。现在中国还处于实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初级阶段，加强对各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估，为下一步加强和完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是很有价值的。
杨河清（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想主要谈谈金融与就业的问题。就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反过来，经济发展的很多因素又会影响就业。就业是很多经济变量的函数，因此，研究就业问题，一定要考虑宏观经济的各有关方面。例如，金融政策与就业就有很大的关联性。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说明通胀与失业的关联性的。最近央行将准备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1500亿存款货币被冻结了。同时，由于货币乘数的缩减效应，准备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又会使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大大减少，估计至少又要减少几百亿货币供给。因此，将会有2000亿以上的货币资金不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发挥作用。这对就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参照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增加100万就业岗位这一标准，那么，此次银行准备率的上升，就业岗位的创造将有很大的减少，粗略的估算少则100万，多则将达到200万。在通缩与通胀处于微妙平衡的状态下，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转向对通胀的提前预防，我认为至少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说明就业问题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劳动保障部门应建立起和央行的意见沟通体制。劳动保障部门关于就业方面的意见应成为货币政策变动时的重要参考。
在金融对就业的影响方面我国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上升压力。政府已经决定近期不会大幅度上调汇率，但汇率承受着来自市场的相当大的压力。从表面原因来看，汇率上升的压力是相关国家的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累积结果对汇率变动提出了要求。近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汇率变动不大。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上升将主要透过两个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一是外资投入的减少，这会使外资企业对我国就业贡献度迅速上升的态势终止；二是出口的减少，我国出口产品的大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出口的下降对就业的打击将很大。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出几套预测结果和对策供政府决策时参考。
宋晓梧（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的就业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就业有其特殊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过程，而中国当前不仅面临工业化问题，正在由农业大国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同时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样，劳动力资源由原先的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调整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就业问题尤其复杂。能否解决好就业问题，对顺利实现这两个转变影响很大。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符合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要求的。
对于我国的就业问题，我觉得应当强调一点，那就是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消除行政分割和过度行政干预，从而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例如，我国一些行政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收入过高，远远大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这种情况不利于扩大就业。因此。要通过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打破传统的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促进就业。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什么中央把就业摆在如此的高度？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就业与社会稳定有关。就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就业质量主要是就业的环境和劳动关系。这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更替或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就业的某个方面恶化造成的。
目前，我觉得应该高度关注我国的就业质量。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劳动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的关系作过研究，但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影响就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劳动力供给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可能低于市场均衡工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会降低就业，可能还会增加就业。
我建议，在关注就业总量的同时，还应该同时关注劳动关系问题，只有关注就业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
刘浩（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巡视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提法很好，也很重要。城镇居民80%的收入、农村居民90%的收入都是工薪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没有就业，广大群众就没有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纪念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周年，促使我们对发展观、改革观和分配观进行反思：发展政策是否应从强调GDP增长转为促进就业等均衡性的全面发展，改革政策是否应更多考虑广大职工群众的承受力，并把主要矛头对准体制弊端，分配政策是否应更多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会均等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要解决这一问题，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给予劳动者获取工薪收入的机会是基本前提。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的GDP增长并不一定能扩大就业，GDP增长能否带动就业增加还要取决于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我觉得，我们还应把促进就业的着眼点从经济发展领域扩大到体制改革领域。比如，现在商品供给比较丰富了，但广大群众反映：在教育、医疗、交通、供电、供气等方面仍有诸多不便，关键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度不够，没有形成市场竞争的动力机制。实际上，群众需要就是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但许多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事业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保护自己的下属获得市场独占的超额利润，就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客观上造成优质服务的供应短缺，阻碍了其他行业或民间资金的进入，影响了社会扩大就业。今天有不少专家讲到劳动就业领域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很多都是因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不能搞行政命令，也不能套用西方国家缩短工时等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国家竞争力的做法，而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改革与发展并重的方针来实践“就业是民生之本”重要思想。同时，各级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就业投入力度，支持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莫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就业，对民生之本的认识程度相当之高。民生问题已经扩展到城市的就业问题，民生问题是“成家”和“立业”的问题，这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的问题，我们已经走到了现在注重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物质基础得到极大加强。现在提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体会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而民生之本就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就业问题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问题。老百姓有了就业，他们就有了收入，有了生存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对民生之本最重要的认识。
下岗职工转变观念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次总书记和总理都谈到了下岗职工转变观念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是比较反对提出转变观念问题的，因为当时我们支持下岗职工观念转变的政策不够。现在，我们可以赞成这个观点了，一是中央已经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1个政策8个配套文件，今年又有新的操作性文件出台，政策还有新的突破。在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是可以大力提倡转变就业观念的。二是现在增加就业岗位更多是在私营部门，更多是通过市场、通过创业来增加就业岗位的，这的确需要下岗职工转变观念。三是下一步面临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情况，也需要劳动者全面转变观念，而转变观念主要是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农民工没有转变观念的问题，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也没有转变观念的问题，主要是国有经济这一块转变观念的问题。
（刘军、贾红梅、李宏、廖骏 整理）
